【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天行】

这几天，围绕西安华清池景区里一尊杨贵妃的裸体雕塑的争论吸引了很多讨论。

事情是这样的：多名网友发帖称，西安临潼华清池景区内的“贵妃入浴”雕像因袒露上半身，存在“不雅观”“败坏社会风气”等问题。

华清池是一个温泉园林，坐落在西安市郊的骊山脚下，唐玄宗李隆基经常和杨贵妃来这里度假。白居易《长恨歌》里写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指的就是这个地方——顺带一提，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也是在华清池泡温泉期间被张杨二人抓住的。

在分析围绕这个雕塑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尊雕塑的背景。华清宫“贵妃入浴”雕像于1991年落成于华清宫景区，作者是雕塑家潘鹤。2015年，当时的中国网等媒体是以这样的口吻来描述这个雕塑的创作过程的：

贵妃入浴雕像的作者，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己最为得意的雕塑作品就是《杨贵妃》，因为这是打破“文革”艺术禁锢的一次突破。他也成为了“文革”后第一个敢于创作裸体雕塑的人。

西安华清池的“贵妃入浴”雕像。 社交媒体

不难看出，那个时候媒体报道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在1991年社会风气尚比较保守的年岁里，潘鹤敢于打破这种对艺术的桎梏，大胆地把杨贵妃的裸体形象呈现在观者面前，因此被认为是一件有正面意义的进步的事情。

传统进步主义的逻辑链条：“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现代中国”

按照各家主流媒体和一些网络评论的观点，这些反对者之所以反对这尊雕塑，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缺乏包容”——我们暂且先不探究这个判断是否符合当下社会的事实，转而先探究这一类观点的历史根源。

显然，雕塑的支持者把围绕“贵妃入浴”的争论置于“进步与保守的斗争”的叙事框架里。这个框架延续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解放”的思想传统。

例如，鲁迅就写过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被许多支持“贵妃入浴”的声音反复引用：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北京晚报》的时评片段，标题为《30年后，更不该给“贵妃出浴”泼脏水》。 网页截图

《新周刊》的时评片段，标题为《贵妃入浴雕像建了35年，凭什么突然被骂“伤风败俗”》。 网页截图

民国时期，关于妇女“解放身体”“展露身体”的讨论就已经被置于一种“进步对落后”“解放对保守”的对抗框架当中。在中国传统性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下，当时社会普遍要求女子以布条束胸缠胸，避免突显乳房的轮廓。

针对这种传统观念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报纸鼓动发起了“天乳运动”，呼吁妇女避免束胸缠胸，寻求“对女性乳头的解放”——

1920年代，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卫生与否……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1925年，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出版《美的人生观》，其中写道：“我在此应当提出一个极紧要事，即‘束奶帕’及为此目的的各种束缚物，都是应该废除……女子有大奶部，原本自然，何必害羞。况且奶头耸于胸前，确是女子一种美象的表征。”

1926年，《北洋画报》一篇报道写道：“今年上流妇女之内衣，均用西式而略事变通，即上方前后均袒露是也。今夏妇人胸部已略加放松，不若前此之紧缚，但胆小守旧之流，仍未敢显然解放耳。吾知北京有某夫人，实为主张解放最力者。夫人不论冬夏，家居与外出，玉峰常高耸，颇有西妇之风，堪称真美。”

1927年的三八妇女节，武汉市街出现一群裸体女子，高声呼喊“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与灵魂！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1930 年时任风俗改革委员会委员刘禹轮在广州出版的《风俗改革丛刊》发表了《为提倡“天乳运动”告革命妇女》一文，称：“今后妇女解放运动，须先从本身乳头解放起”，先由己及人，使全国的妇女都能够恢复她的天乳的自然美，这是一件救己救人救种族必要的工作。

左起为（1）1946年第6期《电影画报》上的内衣广告、（2）1933年申报全运会纪念特刊封面，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广告（3）医药广告。这些广告图片记录了对于女性的新审美观念。 “故事”网站

回到这次关于“贵妃入浴”雕塑的争议——基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种种对妇女解放的呼吁，在这些当代的狭义上的“进步主义者”的想象中，那些批判“贵妃入浴”雕塑的人大约是这样一种熟悉的形象：封建、保守、食古不化，动辄拿“伤风败俗”“有损风气”当作压人的大帽子。

这种形象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公共讨论里最稳定、理解起来最省力的一种角色模板——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被嘲讽、被批判的那类“旧道德的守门人”：恪守儒家伦理的外壳，把身体与欲望视作需要压抑和遮蔽的东西，对任何越过边界的表达都本能地警惕。在这样的叙事里，他们是“上个版本”的人：落后于时代、拒绝现代性、活在一种古老而紧绷的秩序想象中，仿佛只要看到一点裸露，就会立刻联想到道德崩坏与社会失序。

对这派进步主义者而言，把雕塑的批判者放进这个框里，争论的性质也就自然而然被归类为那场“文明对蒙昧”“解放对压抑”的决斗的延续。他们认为，这不是在讨论一座具体雕塑的问题，而是在履行一种进步主义者的使命——与一种早已被历史判了死刑的旧观念作斗争。

另一个在各家时评中被频繁提及的案例是香港企业家霍英东与北京机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另外一个被普遍认同为“进步与解放”的年代。

70年代末，外界对内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存有疑虑。香港商人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看一幅壁画：“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新民周刊》的时评片段，标题为《裸体雕像被斥“淫”，杨贵妃：我在不同的时代，死了两次》 。网页截图

1979年夏，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作者袁运生（中）在创作绘制中。社交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