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实用外交”难以打破半岛僵局

李在明政府上任后，提出以“南北基本协定”为基础推动和平机制建设，借鉴东西德模式升级1991年《南北基本协议书》，并推出“冻结-缩减-废弃”三阶段无核化方案，试图以务实姿态打开对话空间。

然而，朝鲜反应极其强硬。朝中社多次批评李在明政府的无核化方案是“无核化妄想症”，明确拒绝弃核，并指责李在明将朝鲜称为“贫穷、凶恶”的邻居是对朝“严重侮辱”。这表明，即便韩国试图以分阶段、务实的方式推动无核化，只要其政策前提仍是弃核，就难以获得朝方回应。

半岛局势的复杂性进一步限制了韩国的外交回旋余地。近年来，朝鲜与俄罗斯关系急剧升温，朝鲜在安全和经济领域获得更多外部支持。在此背景下，朝鲜可能认为，相较于其他合作方，与韩国对话并非其当前战略优先选项。尽管李在明总统试图将特朗普塑造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并将韩国定位发挥辅助作用的“领跑员（pace-maker）”，但仍不能排除朝鲜选择绕过韩国、直接与美国对话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韩国在半岛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李在明政府虽试图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离散家庭团聚等低政治性议题重启对话，但在朝方已明确将韩国视为“死敌”的背景下，这些务实举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半岛问题的僵局，根源在于深层次的安全困境与互信缺失，这绝非单纯的“实用外交”所能轻易化解。李在明政府若希望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恐需更深刻地理解各方安全关切，展现更大战略智慧，并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推动建立互信，而非仅靠技术性的务实提案。

据朝中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日下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同他举行会谈。朝中社

对华：“均衡外交”的理想与现实困境

李在明政府重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定位，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在中美之间推行“均衡外交”，试图推行一种更具自主性的均衡外交策略。为缓解尹锡悦时期双方的紧张关系，李在明采取了系列务实举措：派遣前国会议长朴炳锡率领特使团访华，传递改善关系的意愿；派遣国会议长禹元植参加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中美领导人共同出席10月底在韩国举办的APEC峰会，展现区域合作中的桥梁角色；并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持续表达对华合作开放的态度。

然而，这一“均衡外交”在结构性制约下面临重重困难。特朗普政府不断施压韩国配合其对华技术封锁和供应链“去风险化”策略，甚至以关税和安保合作作为交换条件，迫使韩国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中韩产业关系正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在半导体、电动车、高端造船等韩国传统优势领域迅速崛起，韩国汽车、手机等产品在华市场份额大幅萎缩，以往依靠中国市场拉动增长的“经济靠中国”路径面临挑战。

李在明试图以“不参与、不反对”回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并在CSIS演讲中坦言“韩国已无法继续奉行‘安美经中’路线”。但其策略本质上仍是一种有限平衡术：既通过千亿美元级投资与能源采购满足美方要求，又通过特使访华和外交喊话维持与中国对话沟通。

当地时间8月25日，在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李在明回答CSIS总裁约翰·哈姆雷（John J. Hamre）的提问。 韩联社

中国方面始终强调中韩关系应“不受第三方影响”，并期待韩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对韩合作大门始终敞开，但在关键议题上立场清晰：希望韩国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避免触碰红线。

李在明政府的“实用外交”，本质上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尝试。然而，当前的国际秩序的高度对抗性，使中小国家的“均衡策略”遭遇空前挑战。

韩国不仅面临中美双重压力，还须应对朝核问题、日韩历史遗留争议、区域安全机制缺失等多重矛盾，其回旋余地日益收窄。若不能明确了断战略优先级、开展更具主动性和原则性的外交行动，仅靠技术性调整与妥协，恐难以真正走出困境。

李在明政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外交政策仍具可塑性。未来能否以更高明的战略智慧、更清晰的路线设计，在坚持国家主体性的同时拓展真实可行的多元合作，将决定韩国能否在变局中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均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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