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防工业沦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工具，技术理性被政绩逻辑架空，莫迪政府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让印度陷入“引进—仿制—表层自主化—依赖”的恶性循环，自主创新能力在指标游戏中被持续稀释。

更深层而言，这种“符号化建构”带来的战略资源的短视化配置必然会损害印度的长期军事实力，如在新一轮印巴冲突中，印度在空战中表现不佳，美国官员称有两架印度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击落。这部分地打破了在军事实力上印度强而巴基斯坦弱的固有印象，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困境下莫迪国防工业改革的限度。

印度阅兵仪式

二是产业生态呈现“二元割裂”格局。

尽管莫迪政府积极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国防工业领域，但是当前印度的国防工业仍然形成“国有垄断保护”与“私营有限参与”的二元结构。

一方面，行政当局通过指定合同向DPSU集中配置资源，形成对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制。这类企业享受财政补贴、免税政策等制度红利，无需承担私营企业必须自行负担的高额研发和验证成本。这种资源分配向国企严重倾斜的机制，直接扭曲了市场竞争。尽管DPSU常存在项目延期、成本超支等问题，但其垄断地位仍然不受市场的冲击。而考虑到军工领域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DPSU很容易与军政两界合谋构建竞争壁垒，导致私营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优势，也难以进入航电系统、发动机等核心领域。

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将“国家安全”叙事与国有垄断绑定，形成对改革的规范性抵制。这种将“国有属性”等同于“战略自主”的话语建构，其实质是为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提供合法性掩护，阻碍竞争性市场机制起效。

由于莫迪的改革未触动深层利益结构，产业生态的二元割裂会让印度的国防工业陷入“局部调整—制度吸纳—故态复萌”的循环，最终形成“新改革强化旧秩序”的恃论。甚至在最恶劣的情形下，私营企业会加入印度行政当局、国防公共部门企业与军方构成的共谋同盟，一起参与利益分肥，并使得这套体系更加密不透风。

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困境不仅反映后发国家国防自主化的共性挑战，更揭示技术民族主义叙事面对当代军事技术的内在局限：在21世纪军事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制度协同的语境下，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无法脱离制度能力的系统性建构。

印度的实践经验得失为追求国防现代化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三个启示：

其一是国防自主化的关键是要超越技术民族主义的“数字崇拜”陷阱，建立需求导向而非政治驱动的研发生产体系。产业技术创新本质上是制度供给的产物，需要建立涵盖研发、生产、采购各环节的激励相容规则体系。

其二是技术追赶必须伴随深度权力结构调整。印度的教训表明，若不能解决利益共谋和制度性歧视等问题，私营企业的产业科技创新活力就无法释放。这意味着，国防改革需建立透明机制（如采购成本公开）和问责制度（如绩效与预算挂钩），才能有效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

其三是注重军事技术积累的长周期性，需要建立超越短期政治周期的政策框架。莫迪政府的困境表明，民粹主义压力推动“指标跃进”很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与能力断层，唯有建立稳定制度预期，才能为持续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五、结语

本文通过解构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数字神话”，揭示其国防工业陷入“数据繁荣”与“技术依赖”困境的深层制度性根源。

莫迪政府以高调政策驱动的改革实践，暴露出防务投机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挤压、历史路径依赖与现代技术复杂性的冲突，以及军政—军工复合体对市场机制的系统性排斥。这三重矛盾本质上是制度能力滞后于技术创新需求的集中体现——当政策设计者试图通过修订规则实现国防自主化时，忽视了军事技术进步对制度生态（研发协同、市场竞争、利益分配）的深层依赖，最终导致改革沦为“统计游戏”与“制度空转”。

印度案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深刻镜鉴：在军事技术复杂度指数级跃升的21世纪，后发国家的国防自主化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追赶，本质上面临的是一场制度能力的攻坚战。制度能力与权力结构的适配性是决定技术追赶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一发现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防工业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补充了既有研究的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比较视野，探讨土耳其、巴西等国的国防工业改革如何应对类似的制度性挑战，或结合全球化与技术扩散新趋势，分析数字技术、开源创新逻辑对传统国防工业生态的重构效应。此外，军民融合政策在破解“军转民”与“民参军”制度壁垒中的作用亦值得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议程。

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实践最终证明：在国防自主化的赛道上，没有国家能通过“制度捷径”实现超越。唯有以制度变革为引擎，推动技术、产业与军政体系的深度重构，才能真正穿透“数字神话”的迷雾，扎实迈向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印度，更是所有追求强军目标的新兴经济体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