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为“贸易战”寻找借口，美国财经官员和经济学界不断炮制各种有悖事实的论调，试图污名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尤以“产能过剩论”和“新殖民主义论”为甚。在这篇访谈中，卢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视野出发，指出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的经济困境，并非因为“产能过剩”的中国扰乱了全球经济平衡，而是源于西方自身出现了金融化趋势，长期怠于进行生产性投资。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均出现了投资不足的问题，中国出现得更晚、程度更低，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仍是正面的。

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和结构升级，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垄断收取租金，同时继续享受中国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幻梦，进而成为政客调转矛头、攻击中国的诱因。西方右翼对自由市场的反对，并非出自对新自由主义不平等体制的批判，恰恰相反，“贸易战”的源头，是他们意识到维持自身垄断地位的不平等正在减弱。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它们的经济关系，远比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更为平等。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高科技产品价格下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均让它们受益良多。

作者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体系短期内难以动摇，未来的世界格局，极有可能围绕两个核心，形成两个阵营。欧洲各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会在各个领域，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中美如何同彼此展开经贸合作，对世界经济格局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卢荻，采访/文化纵横编辑部 郑涛】

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

文化纵横：首先想聊聊这几年大家都很关注的贸易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是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但贸易战偏偏是政治因素驱动的，而且它的原因需要在历史中去寻找。您长期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刚好既是政治化的，又很擅长做历史性、结构性的分析。所以首先想请您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的看法。

卢荻：要回应这样一个现实上的课题，必须在多个不同层面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讨。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贸易战？或者说，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它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在最表面一层，美国发起贸易战，背后主要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或者说是为了应对两个不同的现实问题。

第一个推动力是系统性的需求不足，这里指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存在需求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的说法——所谓“中国窃取了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这个说法的预设是，工作岗位是稀缺的或者不足的，因此，中国占有更多工作岗位，美国就会受到损害。也不只是美国，起码在话语上，如今世界各国都在批评顺差国家，认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和市场份额，导致逆差国家蒙受损害；很多发达国家提出，不应允许某一些国家存在持续的、庞大的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在贸易战之后，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不允许一个国家持续存在超过其GDP3%的顺差。这样一些说法的前提，同样是全球经济存在需求不足。

如果聚焦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这个情况在2010年之前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当时美国的财经官员都高度赞赏中美之间“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贸关系，因为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在补贴美国。中国通过贸易获得了美元后，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方式，让这些资金流回美国，让美国用中国的资金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而中国购买的这些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其实是低回报率的，尤其是低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的利润率。因此，在资金层面，中国再一次补贴了美国。

等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需求不足的问题开始变得再明确不过。美国的财经官员随之转换态度和口风，开始严厉指责中国导致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甚至出现了同一个人前后态度180度大扭转的情况：当珍妮特·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2014~2018），她还在赞赏“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贸关系；但到了她担任拜登政府财政部长的时候（2021~2024），面对同样的现实，她却转换为严厉的批判，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导致逆差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困难。

美国前财长耶伦 资料图。 彭博社

从理论上来说，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并没有需求不足问题，新凯恩斯经济学才认为有可能存在系统性的需求不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财经官员的视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因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在当时的他们眼里不构成问题。而在2010年之后，他们转换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视野，认为系统性的需求不足确实是世界经济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问题，中国必须为此负责，这是贸易战中西方的各种话语里接近于共识的一种判断。

第二个重要的推动力，或者发达国家面对的第二个现实难题，是贸易结构的变动。在2010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主要还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低增加值的产品，从西方进口高增加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产业升级越来越快，出口的产品结构也越来越升级，中国生产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越来越构成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当时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充满了自信，以为它们在绿色转型所需要的产业转型中一定是领先的，进而能够维持自身在高科技行业的“垄断（半）租金”。[1]2010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格局中，以及长期以来整个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格局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交换，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享受了这种垄断租金。

但是，西方没有想到的是，在绿色转型中，中国领先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去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特别强调的两点：一是中国存在“储蓄过剩”，即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了过多的需求份额；二是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她针对的并不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在这些领域，哪怕中国产品占领全世界，他们都高度赞赏，而不是指责。她针对的是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绿色技术和产业。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和租金遭到了根本性的动摇。

文化纵横：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曾经主要是左翼的主张，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和西方两边都有来自左翼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的声音，乃至抗议活动。但是，在2016年以来的这波逆全球化的潮流中，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成为欧美所谓的“极右翼”的政策主张。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卢荻：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中国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姿态崛起了。

传统上，左翼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背后是南方的劳动与北方的资本的交换，往往导致了南方国家陷入“不发展”，而不是发展。

但是，在这一轮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发展的经济体，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前提下——我们被迫接受低工资，我们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主要部分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拿走了——我们通过艰苦的自我压榨的过程完成资本积累，投资推动工业化，不断推动产业升级，一步一步走到了可以动摇甚至颠覆发达国家的垄断性高科技产业，特别是绿色转型产业的地步。这是之前没有人能预期到的。发达国家面对这样的压力，才发现原来自由贸易对它们有这么负面的一面，会削弱它们的垄断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