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就业领域，决策导向逐渐从放任过渡到干预，强调经济增长路径不能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必须是有利于劳动报酬提高的就业增长。最低工资立法、保护劳动权益、实施就业合同法、确立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工会会员普及率大幅度攀升，等等，正是这种导向转变的反映。

其中，工会会员普及率即全国总工会会员占全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员的比率，从1981年的49%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谷底29%，此后就强劲回升，至2013年达53%（图五）。尽管，全国总工会在保护工人权益尤其是集体性的社会-政治权益上迄今不是很得力，毕竟这种趋势是进步的表现，是在抵挡资本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获得的。

综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确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其中，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是这种结构动态的集中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国有企业迅猛发展为表征的“大企业”的崛起，而国家决策也是向这种动态和崛起倾斜，这具有“大政府”特性，惟有“大劳工”的特性相对薄弱，不过也颇有长足发展。

调整政策与“黄金时代模式”背道而驰

如果说，中国经济变革的基本走向，本来是大有可能趋同于“黄金时代模式”；那么，自2008年以来的实际发展，却是严重削弱了这种走向。削弱，不仅是抵制1998-2002年那种成功策略，反而是促成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以至于形成泡沫和系统风险、从而政府决策转向聚焦于压缩和调整。

金融化、投机化的集中表现是房地产泡沫，联系到近年来固定资本形成率的提升速度放缓，这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对生产性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

这个判断可以从“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构成的演变得到佐证。在2003-2008年期间，融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大致平稳，然后就突然暴升，从2008年年底的近100%升至2013年年底的207%。与信用大膨胀相对应的，是资金逃避生产性投资，反而流向投机领域。膨胀主要是见于银行信贷之外的融资，相对而言，这些非银行融资所面对的监管制约，远没有银行贷款严厉，何况银行本身也有种种违规贷款行为（图六）。

融资规模膨胀、资金流向泡沫经济，如此长时间持续，这就不仅是市场主体的行为问题，而且还应该有政府决策导向偏差的因素。决策导向偏差，即使不是刻意为之，至少也是因为所谓“格林斯潘对策” (Greenspan Put)的困境。

这个困境意味着，在房地产绑架了银行以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为了不致让泡沫挤破，落实消化债务风险的措施就只能时松时紧，而这又形成道德败坏效应，使得消化风险遥遥无期。而生产性投资就在这个拉锯过程中备受损害。

如果，消化债务风险的措施以及相应的政策拉锯，还是建立在“新常态”概念之上，那相应的调整就更将在根本上削弱中国经济变革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性。

将投机泡沫归咎于生产部门的发展潜力衰减，以所谓获取“改革红利”的名目让政策导向偏于压缩生产性投资（“产能过剩”论）、削减工资增长（“成本过高”论）、处置国有企业（“国企低效率”论）、抵制国家实施发展战略（“扭曲市场”论），等等，这些都是与走向“黄金时代模式”背道而驰。

Joseph Stiglitz曾经指出，“格林斯潘对策”的实质，是利润私人化、成本社会化，也就是以牺牲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来维护金融投机者的利益，这是新自由主义年代的常态。

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的基础，却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只是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不仅不能系统地渗透进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然），甚至不能有效地决定、控制、监管政府的经济职能，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

那么，在中国，需要有怎么样的社会民主、大众民主，需要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才能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使得国有经济体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机化，当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值得诸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