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奋起直追，要从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中崛起，不可能让我们的民营中小企业各个方面都比美国的中小企业过的更舒服，既享受比美国低廉的能源价格，又少交税少交社保。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在外部环境限制和内部资源条件约束的情况下，已经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生存发展环境。相比除了拥有全球霸权的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应该说综合来看已经是做的最好的了。

如果我们不看到国有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巨大支撑作用，一昧的强调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对立，国家一说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就要说会扼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也就是同时在为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竞争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就如同国有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之间也会存在竞争关系一样，有竞争才有进步。国有企业在政府资源、信用支持方面更有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也会更多的承担很多政治任务，有些赚钱的事情，政府不让赚它就赚不到，比如网络游戏之类的；有些亏本的事情，政府让它干，它就得不计成本的投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好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大量解雇工人，国家为了稳定就业，就不准国有企业裁员。这就是国有企业的政治负担。民营企业虽然没有政府信用背书，但赚的钱都是企业家自己的；国有企业有政府背书，但赚的钱只给企业家发远低于市场标准的工资。

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是一种优势和劣势并存的企业组织形式。我们不能只看到国有企业享受到的某些特殊资源优势，看不到它承担的更多责任。民企的优势是灵活，劣势是背后缺乏信用背书；国企的优势是有政府信用支持，劣势是政府管制政治责任更多。有些事，国企的模式就更合适做好；有些事，民企的模式更适合做好。具体哪个好？主要由市场说了算，同时也要服从国家战略。

国有民营两种经济形势同时存在，有分工、有协作、有竞争，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大优势。在电信能源交通等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在小商品等纯市场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微创新和提升经济活力，并创造更多就业；在一些大宗商品和高科技领域，包括家电电子汽车钢铁住房等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竞争，互较短长。目前来看，是一种很好的经济结构，没有必要互相诋毁。合理分工、良性竞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应该是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的主流和长远趋势。坚定不移的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坚决支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之一，是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的长远战略。

要客观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建设历程。那个时候，一方面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发展国防力量和重工业体系，才采用了以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个道路在经济和国防层面来看最后达到了设计者的初衷，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它过于片面的借鉴苏联模式，扼杀了民间创新活力，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僵化，必须在国防和重工业体系基本健全以后做出重大调整，否则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历史证明，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所必须。没有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探索，就不可能有后四十年的繁荣昌盛，中国可能现在就是印度非洲的发展水平；没有后四十年的开放搞活和拨乱反正，前三十年的奋斗和探索就可能彻底失败，中国可能就会走上苏联解体崩溃的道路。

如果中国像俄罗斯一样，把国有经济视为市场经济的拦路虎，故意制定压制国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削弱公有制经济，最后会怎么样呢？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改善吗？那是不可能的。只会让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更糟糕。中小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享受到现在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工业原材料供应，打着“民营经济”旗号的寡头经济将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真正草根的民营中小企业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失去生存空间。

试图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彻底对立起来的言论，不管是片面的挺国有还是片面的挺民营，都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奇迹是诸多力量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所吹嘘的那种开天辟地、创造一切的神圣作用。

有一些声音，在民营企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就把民营企业家抬上天，好像中国经济奇迹都是企业家的功劳，跟政府无关、跟劳动者无关；当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产业转型遇到障碍的时候，就把责任扔给政府，扔给中国的体制、文化、人的素质等等。这是一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捧杀”。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应该被这种“精神按摩师”给搞得飘飘然，在繁荣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少犯一些头脑发热的错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多多自省，反思自己的经营决策，同时也不要惊慌失措，应该跟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度时艰。

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当时国际上就掀起了一波唱衰香港的浪潮，认为共产党来了，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肯定就完了，随后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很多香港人被这种声音所蛊惑，变卖资产产业离开香港。为了稳定香港经济，国有经济大举进入“接盘”。这种接盘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任务，是不计成本不大考虑收益的。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大家现在也看到了。真正勇于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责任作出贡献的最后得到了最好的奖励。国有企业接盘的资产全都大幅度升值，当年选择留下来与国家一起度过难关的民间企业家如李嘉诚等，在此后二十年里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的香港有些类似，何去何从，是跟着某些声音一起唱衰中国、及时变现走人，还是与国家人民站在一起共克时艰，是我们的许多企业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抛弃过去几十年为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尤其是认真做实体经济积极搞产业升级的企业家们。企业家如果要想变卖资产出国享清福，或者在国内购置一些房产收租吃饭，也不难办到。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不断有一批人挣到了钱变现离场，然后一些没挣到钱的或者不愿走的人留下来，继续奋斗。中国不缺少离开的，也绝不会缺少留下的。相信大部分还是会留下了，跟国有企业、跟普通劳动者等一起创造中国经济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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