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谋议”在法庭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中国审判对东京审判最大的配合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成为东京审判的最大证据，即日本反人类罪、反人道罪、战争罪的最大证据。当时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南京国防部法庭（最高法庭）下了很大的功夫，到处去寻找证据，去挖万人坑。当年日军进入南京之后进行了好几天的大屠杀，当时南京遍地尸首，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一副惨状。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就着急了，说我们占领南京，那是为了将来在中国实行有效统治。这么杀人，第一，我们在中国能巩固得住吗？第二，国际舆论不得把日本骂个狗血淋头？我们在国际上都孤立了，还怎么实现我们侵略东亚的战略方针呢？所以紧急要求恢复秩序，派来大量的宪兵维持城内的秩序。松井石根解释：我当时在苏州养病，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我不了解，但我知道了这些败坏军纪的事情以后我也很痛心，马上制止。但日本政府还是把松井石根免职了，让他回日本当顾问去了。

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寻找南京大屠杀证据

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日本后来是有后悔的表现，也有整肃军纪的表现，但这些都不能掩盖既成事实。就是你杀了中国人民，是不是杀的血流成河，是不是对中国的妇女进行残暴的屠杀和蹂躏？当时政府是找了大量的罪行，最重要的罪证就是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是1939年南京大屠杀之后两年在武汉出版的。作者是一位英国人，叫田伯烈。这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书，总是客观的了吧？总是没有话说吧？所以，在这本书里许多原始资料是国际上第一次看到的。比如说屠杀的罪行，当时这些照片，都不是中国人能拍的，这都是因为当时外国人有豁免权，日本人没敢跟西方人翻脸，所以这些传教士、记者还能够到处拍照片。可以说，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内页

我们国内审判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上也是最下功夫的，也是最集中精力的。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过程，把这些罪行罪证全部传到东京审判的法庭，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我们也抓住了两个集中的案例，一个是日军的谷寿夫，谷寿夫作为进入南京的四个师团长之一，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最后我们公布了谷寿夫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说他手下的士兵进行了怎样的屠杀，然后宣布处以死刑。谷寿夫就在南京给枪决了。这是我们自己找的证据，我们认为作为进入南京的四个师团长之一，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谷寿夫死刑现场

另一个是东京审判的工作班子找到的，东京审判的工作班子在日本翻报纸来寻找审判的罪证。结果突然看见东京的《每日新闻》有一个追踪报道，叫“百人斩”。两个日军少尉，他们两个人在南京比赛，看谁先杀100个中国人。这个记者就从苏州开始报道，到常州、到无锡，一直到南京，最后报道说向井杀了106个，野田杀了105个，还笑嘻嘻地说你比我多杀了一个。于是就把他们两个人“百人斩”竞赛的新闻全都登在上面了，南京法庭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这两个家伙已经作为日本投降的士兵遣返回国，回老家当农民去了，通过美国的宪兵要求引渡。美国的宪兵真卖力气，一直到乡村老家把这两个人逮捕，逮捕以后送回东京法庭来审判。结果向井和野田一上法庭大呼冤枉，说这是假新闻，我们当时是想当英雄，所以吹大牛，我们根本没杀那么多人。当时中国的法官怒斥，说：你们胡说，你们这个报纸也不是个小报，是个大报，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不是一天冒出来的，而是连续的报道，你们怎么可以抵赖罪证？于是宣布这两个人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在中国宪兵的押解之下，到了南京城外。临死的时候，他俩还高呼天皇万岁，都被枪毙了。

参与“百人斩”的向井和野田死刑现场

南京大屠杀当时重点的典型案例，一个是谷寿夫，一个就是“百人斩”。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带动之下，中国的审判就逐渐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轨。重要的是对高级战犯进行审判。我们当时审判的重点就是将级军官。

在这方面，广州法庭做的相当好，他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最主要的战犯，就是华南派遣军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田中久一是侵略华南的首要战犯，当年日军占领台湾时，他是台湾的总督，然后侵占了深圳。日军是从大亚湾（今天深圳核电厂）登陆的，然后占领广州、广西，再占领湖南，跟北面的军队会合，进行湘桂会战。

田中久一的取证也非常的困难，日本人在投降之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了。因为他们在向国民政府投降的过程中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把档案都彻底地毁掉，什么作战命令、作战日志都没有。怎么审田中？我们就从他底下的罪行开始挖。比如说田中当时要进攻湖南，命令部队筹粮，这些日军就跑到了开平。开平那有很多的碉楼（《让子弹飞》就是在开平拍的），老百姓就把着碉楼不让日军进去。日军炸开碉楼，把老百姓拖出来，在碉楼外面屠杀了一群。这本来是他们一个掘本大佐指挥的部队，但是广州法庭认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挥官，就应该承担这起屠杀的责任。

审到半截，美军法庭又把田中抓到上海去了，说田中对迫害美军飞行员也有责任，要在美军法庭审判。广州法庭坚决不同意，说那是小罪——这就体现了我们的法律自主权，不能样样都听美国的，张发奎担任广州行营主任的时候，这个民族气节是有的。结果又把田中抓回来了，审了十几次。

在大量罪行面前，田中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国家政策出了问题，自己犯下了这些罪行，感觉到“非常遗憾”，但是考虑到战后投降非常平稳，也一直在维持广东的社会治安，希望法庭对他宽大处理。最后进行了14次庭审，判处田中久一死刑，而且就在广州执行。谷寿夫中将和田中久一中将，都是在中国本土被枪毙的官阶最高的日军将领。

枪决田中久一

国民政府在1947年6月给10个法庭下了一个大名单，是一个包括261名日军将领的名单，姓名、将阶、什么部队的长官，犯的罪行应该是哪些，对中国哪些城市制造了轰击，制造了哪些惨案……但是261人名单下的太迟了，1947年6月才下，当时各地的庭审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而且国民政府说要1947年底基本收尾，因为当时国共战争打起来了。国共战争打起来之后，像沈阳、济南、徐州法庭基本上都审不下去了，城市都朝不保夕了。说抓紧时间，这一抓紧时间，倒是最后半年把重点集中在日本将级官员的战犯身上，但是时间来不及。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收集证据了，所以当时在南京和上海法庭就开始突击审讯，把监狱里关的这些现有的将官，赶紧抓出罪行来审。这样，经过最后突击审讯，判了二十多个将领，但基本上就没判死刑。

到了1947年底1948年初，国共战争打的越来越厉害。国民政府只好陆续宣布这些法庭关闭，已经判的和没有判的日本战犯统统送到上海提篮桥服刑。到了1949年3月，解放军马上要过长江了，蒋介石也下了野了，李宗仁在和谈，实在顾不上这些日本人，于是用一条船把大陆上在押的所有日本战犯，不管是判刑的还是没判刑的全部交给美军送到日本去。所以国民政府的审判从1946年初到1948年初一共是审了两千四百多人，一共是判了两千三百多人，死刑是判了149人，执行了145人，因为有几个将官病死在监狱里。

这应该说是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第一次行使独立的司法主权进行国际审判，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权都是一个历史鼓舞与贡献。对10个法庭的法官所做的努力，在历史上我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法庭审判没有绝对正义的，也没有绝对不受影响的审判，还是要受到政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