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的审判是完全按照国际程序的，有检察官的起诉，每个日本人还有辩护律师，法庭的庭审都是按照美国的庭审方式进行的。这对中国人来说倒真是很新鲜，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少看见这种正规的审判。上来以后先验明正身，问你有罪没罪，你不是说没罪吗，然后宣读起诉书如何，法庭辩论，做的是有模有样。美军也是速战速决，审完以后就判。枪杀美军的日本宪兵被判处死刑，把美军飞机打下来的部队长官被判处死刑。所以在中国审判之前，美国的这些审判做的是干脆利落。尽管它是复仇审判，没有涉及日方对中国人的犯罪，就是审和美军有关的犯罪；但这也给我们开了一个范例。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正式的审判了。

国民政府在1946年初，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济南、武汉、广州、徐州、台北，还有太原，一共设置了10个法庭。这10个法庭一设立，首先就开始调查罪证。北京档案馆公布了七百多份当年北平高等法院找老百姓调查日本的罪证，印成表格，举报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身份、基本情况，你举报日本人什么罪行，在什么地方，最后你自己要具结，就是我发誓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甘愿受法律惩处。还要有证人，谁能给你作证。结果这个表格发到了北平、天津、河北的这些郊区，当时收上来多少不知道，反正就知道现在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大概有七百多份。这些档案里，日本人什么时候杀了我们家的人，日本人什么时候抢了我们的东西，抢了多少，价值多少，可以说写得非常详细。

但是当年广州法庭的检察官说，取证工作非常艰难。第一，时间过了好几年，中国老百姓印象都不是很清楚。你说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什么事情，杀了你家什么人，说不清楚；第二，战争期间，我们知道日军在这犯下了罪行，屠杀了这么多老百姓，但是当年的老百姓都跑了，都迁移了，现在再找当年的原始证人又非常困难。第三，当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怕事，而且没有法制观念。你不可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下写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书来。

所以后来广州的法官、上海的法官到处都在收集证据。上海的法官收集了四万多份，广州的检察官收集了一万多份，但是后来到了法官那里一鉴定，说上海只有500份能用。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人名，具备这几个条件他的罪行才能成立。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写的状子都是日本兵杀了我们家人，日本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日本兵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抢的你们家的东西，都说不上来。写的这么模模糊糊，让法官怎么去抓人，怎么去确认战争罪犯？这说明审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能用多少就先用多少。

先用中国人能够具体举证的，日本人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杀的我们家人，基本上都是宪兵特务。因为日本的这些宪兵特务长期在中国的某个固定城市活动，老百姓基本都认识，恨不得都像见狼、见虎一样，都能叫出这个宪兵的名字，那这个宪兵必定是战犯。所以，我们国家开始审判的时候，各个法庭开庭审理的第一案都是宪兵和特务，因为他们的犯罪最直接，中国人最能认出他们，而且好多日本特务还会说中文，跟中国人交往比较密切。所以一开始审判对象都是他们。

占领南京的日本宪兵强迫中国男孩向他们行持枪礼

结果法庭上慷慨激昂，老百姓哭声一片。像常熟有一个宪兵叫米村，是班长，号称“常熟之狼”，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国人。一到法庭上审判，中国人愤怒控诉，要审4天才能把他结案、定罪、枪毙。所以一开始中国的审判也像复仇审判，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的证据就是这么多，怎么办？你只能先就着这些证据审。把宪兵特务一个个绑赴刑场，那倒是大快人心，但是日本宪兵不服——怎么我们就成了战争罪犯？

济南法庭枪毙一个宪兵，这个宪兵还是日本的大学生。枪毙他的时候，他正了正眼镜，系好风纪扣，说：我到中国来担任宪兵，自然是罪有应得，但是枪毙我之前，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学学日本的法律。我们宪兵是个职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现在枪毙我，我固然没有话说，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谁给我下的命令。记者把他的这些话都记录在案，说这个宪兵的话也值得深思。

这样看，国内的审判一开始就不太上道，还在低层次上徘徊。东京审判的班子也很着急，于是为了东京审判搜寻战犯的证据，东京审判的班子、美国的大检察官、国防部组织了一个咨询组，分头巡视10个法庭。然后给各个法庭指导，我们应该把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审判。一个一个法庭去巡视，一个一个法庭去指导，使我们这些法官豁然开朗，上了一个台阶。

第一，知道我们的审判应该怎么样抓住重点，重点应该是针对日本的高级将领。第二，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东京审判，搜寻证据。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当时中国的梅汝璈法官作为四大国法官，是以首席法官之一的身份出席了开审。开庭审判二十多位日本甲级战犯，一个一个坐到被告席上。但是这些人认罪不认罪？没有一个认罪的，都认为自己无罪。于是美国大法官就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宣读了一天半，两个上午一个下午，长达上百页。这个起诉书显示了东京审判的水平，就给日本战犯定了三条大罪名：

第一，反人类罪。什么叫反人类罪？这是从纽伦堡法庭审判得出来的，希特勒德国灭绝犹太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灭绝一个种族、一个民族，这叫反人类罪；

第二，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就是酷刑、拷打，残酷压迫劳工；

第三，战争罪，就是在战争期间对军人、俘虏、非军人的残酷屠杀虐待。

这三条大罪名一排列出来，大方向就非常明确了，你看这一下就比我们国内审判的38条罪名大为集中了。所以，东京审判一开始能够抓住大方向，就是反人类罪、反和平罪、战争罪。由这个大罪名去套日本战犯，那就准确得多，就不会拘泥在一些细节上。

东京审判大法官

这三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审判开始之后，立刻就出现了问题。日本也有辩护律师，而且这些辩护律师法律水平也都是非常高的。他们首先就对法庭进行了反驳，说你这个反人类罪、反和平罪那叫事后法。法律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事前法，就是我得先定这个罪名，然后你犯这个罪我才能判。比如说你偷盗、杀人这些都是事先我们《刑法》上已经有的，你犯了这些法，我根据《刑法》多少条判罪，这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则。但是说你现在这些叫事后法，反人类罪过去国际法上没有过。这一下就给我们的法官出了个大难题。

你要是墨守成规按以前的传统，你这个案子就没法审。你控诉的、起诉的罪名都不成立，都不合法，所以日本的辩护律师是很会钻空子的。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就说了，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还有日本人对中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屠杀，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正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罪行，我们才给他定这个罪，所以我们的事后法也是合法的。

所以日本人后来就对这条翻案了，说那是胜利者的审判。什么叫反人类罪？你们美国人倒是一下扔了两颗原子弹，杀了我们20万平民，你们是不是反人类罪？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那是东京法庭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天皇不追究罪行，追究这些战犯的罪行，怎么追究？于是检察官就给他们起了个罪名叫“共同谋议”罪，就是说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袭击珍珠港都是你们这些日本甲级战犯共同谋议的。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是这些甲级战犯立刻就纷纷反驳，说：我们没有共同谋议，我们这些战犯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而且我们所在政府也不是同一届，我们怎么共同谋议？

他们说共同谋议是东京审判时迫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美国不审天皇，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皇的御断，你把天皇放过了，怎么把这些罪名加在甲级战犯身上时，就用了共同谋议？事实上，他们彼此确实没有共同谋议。在这方面，日本的右翼学者做了大量的翻案文章。

我们中国学者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到日本去查档案，他们说的确实在历史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几次重大关键问题上，都是日本基层的一些军官、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给你生米做熟饭，自作主张干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主谋有两个，一个是河本大作，一个是石原莞尔。当时关东军只有两三万人，石原莞尔他们就想以蛇吞象，就想攻击东北军。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们那几个人怎么就可能去攻打沈阳、攻打东北呢？说你们这完全是军事冒险。

结果石原莞尔当时就表现了强大的魄力，他就敢干，他就说我们去冲一冲东北军，我看他东北军到底会怎么样。所以这完全是底下这些参谋，像石原莞尔、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这些人搞起来的。等搞起来以后，他们冲过去了，你说后面的关东军跟不跟？后面的关东军跟着冲上去了，他就成功了。所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初期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以下犯上。下面一些狂热分子干起来，强迫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实施。石原莞尔在“九一八”成功了占领了东北，下一步日本要侵占华北，策划“七七事变”，石原莞尔却是极其反对的，认为：我们占领东北已经够了，对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利益了，你们现在侵略华北，以后战争将变得不可控制。日本不但不得益，反而会受害。

石原莞尔

结果又轮到板垣征四郎这些人要冲一冲，于是他们的冒险又成功了。所以你看每一次下边一打起来，上边的外交部、首相府都表示不能再扩大了，不能再前进了。同样，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日本的目标就是占领上海，占领上海之后，然后跟国民党谈判。但是淞沪会战，日本取得成功之后，当时日军的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就自作主张，他说我要打到南京去，要彻底地灭亡国民政府，让中国全面的投降，结束对华战争。日本政府都觉得我们兵力不够，国民党的军队还那么多呢，你有胜利的把握吗？结果松井石根就坚决的冒险，坚决的突破。日本政府说你打到苏州；打到苏州，松井石根又突破，一直打到了南京。

松井石根受审

由于一次一次都成功了，所以日本的政府和军部就默认了。结果现在一说共同谋议，日本战犯和律师都说没有这回事。我们一个同事在日本留学了十来年，写了本书研究这个问题。他回到北京来开会，宣读他的论文，结果中国的学者都愤怒了，群起而攻之。说你是不是汉奸？你是不是在替日本鬼子说话？他非常委屈，他说我看了档案，是这个样子。这次国际审判，确实共同谋议的证据不足，但是日本侵华一步一步的方针都是天皇御断的。最后天皇不是纵容了日本军部吗？日本军部不是压倒了日本政府吗？然后不是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侵略吗？但是我们说这个罪行你得一个一个的具体算，这样的话你才能清算每一个具体的日本甲级战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