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  识见不凡

李先生原来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想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对这位学生却印象深刻，并盛赞他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这可以说是对李先生理论潜质的充分肯定。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到了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撰写工作。侯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很高的理论素养，他经常告诫李学勤等“诸青”学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长点”。

所谓的生长点，是说一个人的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这就是生长点，也就是他的弱项所在。在侯先生看来，当时年轻的李学勤对于文献史料非常娴熟，外文也很不错，但是理论修养尚不够。为此，他曾多次提醒李学勤，要强化自己的理论素养，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

侯先生所指的理论，不仅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学说的学习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提醒李学勤，要培养自己研究和看待问题的理论高度。

《古文字学初阶》，李学勤著，中华书局出版。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先生不仅认真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也阅读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很难想象的。比如，为了搞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李先生四处搜集资料，跑各地的图书馆、书店，不仅通读了国内学者的所有论著，还阅读了大量德文、英文、日文的原著，他自己光是所做的笔记就达五百多页。

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以下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曾国之谜是20世纪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一个姒姓的鄫国，分布在今天的山东一带。然而，在1933年安徽寿县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壶，显示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此后，有关曾国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尤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更是轰动世界，但古书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姬姓曾国的记载，让人困惑不已。

为此，李先生专门写了《曾国之谜》等文，并指出，曾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姬姓曾国并非没有在《左传》等传世文献中露面，只是以随国的名称出现而已，考古发现中的曾国就是古文献的随国，曾、随是一国两名。

这一别开生面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此后，不断发现的曾国文物一再印证了李先生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从而把曾国的分封提前到了西周前期，而在文峰塔发现的曾侯乙编钟铭文已经清楚说明，曾国的始封者是被列为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

正当学者们为这一重要发现印证了曾、随为一而欣悦的时候，李先生又从理论高度分析阐释了西周初年分封曾国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有关曾国的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西周甚至整个周朝历史上很多重要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从武王伐纣开始，南方的问题对于整个周朝的政治和社会形式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礼记•乐记》所载《大武》乐章中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该乐章一共是六成，即六个乐章。到了第二成的时候灭商，后面说“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过去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注意这点，其实在灭商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南国是疆”，即把南方的领土收归了周朝。然后说“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即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武王克商之后的南土范围非常之大，在整个周朝的结构里非常重要。南土是由召公来治理，这一点已经由出土的太保玉戈等材料所证实。周朝在南国地区的发展，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而在汉水流域里，则是以在汉阳汉东大洪山地区的随州这一带作为中心点。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分封到这里，其性质与召公封燕、周公封鲁差不多。因此，曾国的建立，本来是周朝经略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后来曾国的兴衰和整个周朝的兴衰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新的一些认识，许多问题也就可以串起来了。

这种极富理论高度的见解，绝非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想到的。

正是有这样的眼界和理论素养，李先生能够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论和观念上的变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