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汇  古今贯通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

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丰富、所涉领域之广博，令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先生戏称这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这里有三个地方需要说明。

首先，李先生说自己是“杂而不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先生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所致，但是在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却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李先生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

李先生是通过自学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参考前人的已有论著。20世纪50年代，他自学研究甲骨文，就以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论著目录》为线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了一遍，对于甲骨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对甲骨学的分期断代、历史地理等方面做出了精深研究，而甲骨学尚不是李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李先生也不是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对易学史却十分熟悉，他所写的《周易溯源》一书，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做了别出心裁的研究，解决了《周易》研究史上长期困惑学者的许多难题，受到了著名易学家金景芳先生的击节称赞：“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经传研究所征引的资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审！”

20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第一次受邀去美国访问，当时国内学人因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不甚了了，于是，他就根据日本学者对各国汉学的调查报告成果，走访美国的相关高校和机构，拜访有关的著名学者，很快掌握了美国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来，李先生一直倡导国际汉学的研究，即与他对国际汉学界的熟稔密切相关。

其次，李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广博，但是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即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有意加以收缩，因此这条主线愈来愈明显。对此，李先生多次做过说明——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最后，李先生因为同时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素质，因此他的研究特别擅长融会贯通，纵横捭阖。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是清华大学一直倡导的学术理念，二重证据法更是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研究古史中首创的方法，李先生很好地继承了清华的这些优秀传统，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扬光大。

李先生曾总结说：“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用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学勤先生与其团队工作中

而这种研究正好可以发挥李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博古而且通今，既熟悉中国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之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不过，李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满足，他有更远大的研究目标。我们都知道，李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倡导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并出版有《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受到考古文博学界的重视。不过，李先生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有一个愿望，很想从事比较文明史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年龄和外语等方面的原因，他本人可能已经不能如愿了。

李先生曾对采访的记者讲过自己的设想：“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两个方面，或者三个方面，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腊罗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国，而这三个方面都做到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至少要会两到三门现代语言，再会这三个文明的语言。那时候我真想向这方面去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我至少能够做到一部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书城》2008年1月号）虽然李先生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理想，但是他的这种努力却足以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