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指出，对于这场灾难，不仅尼赫鲁等人是有责任的，甘地恐怕也难逃其责。甘地很早就看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看到英国人退却之后，印度有可能会发生内战。在1947年，他对印度总督蒙巴顿说，唯一可能的选项就是，要么延续英国统治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要么就是血流成河。必须面对和接受血流成河。他甚至对一位印度记者说，他宁可接受在英国人退出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印度里血流成河，而不是族群分治。1947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甘地的干预缓和了加尔各答的局势。但是，受制于他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仍然对印度夺取克什米尔感到欢欣鼓舞。

最后，安德森回到马克斯·韦伯对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辛辣地讽刺道，很少人像甘地一样如此纯粹地体现“信念伦理”，因为他的这些信念超越了尘世的理性，所以别人很难指责他（潜台词就是：神棍）。但是，尼赫鲁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印巴分治结果的设计师，他的历史记录就不能免于“责任伦理”的拷问。

佩里·安德森

然而，灾难还在继续。

（经略品读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国神话的著作《印度意识形态》，并发布系列文章，本文为卞海对书籍第二章《分治》（Partition）的书评。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观察者网已获经略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