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党本来应该采取的方案应该是争取穆斯林的支持。但是，它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1928年，蒙蒂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老爸，国大党元老之一）原本已经说服国大党在国会中给予穆斯林三分之一的议席，他写了份报告，把这个数字缩减到四分之一，并压制了真纳的声音。在1937年，北方邦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国大党要求穆斯林联盟解散，加入国大党。1942年3月，英国政府曾派掌玺大臣、下院领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 提出了英国对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主张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与英国本国及其他自治领各国地位相等的自治领，英属印度的土邦有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遭到了国大党的拒绝。在1947年，尼赫鲁又否决了具有邦联色彩的《内阁使团方案》，认为它给予穆斯林主导的地区太多自主权。在安德森看来，国大党的所有这些反应中都充满着盲目性。

尼赫鲁为什么屡屡犯错？在安德森看来，尼赫鲁对于穆斯林联盟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尼赫鲁将穆斯林联盟看做是少数大地主的小圈子，在群众基础上跟国大党根本没法比，但没有看到穆斯林联盟的群众基础是在不断扩展之中。这种幻觉使得尼赫鲁对穆斯林联盟不屑一顾。1937年，尼赫鲁担任了国大党党魁，而国大党97%的议员是印度教徒。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寻求两党合作，在北方邦（UP）勒克瑙（Lucknow）建立联合政府。而尼赫鲁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个人相信我们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之间的任何盟约或联盟都是非常有害的。”

同时，殖民者引入的“简单多数票当选”( first-past-the-post )选举制度确实也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巩固大党在选举中的地位，让小党很难生存。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制度有这样的弊端，英国人为穆斯林划分出了一些小选举，让他们多少有些代表。但即便如此，国大党的代表性还是被这种选举制度放大了。

最后是国大党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欺骗，他们宣称印度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连续的身份认同和族群间的和谐。既然民族统一性早就已经存在，国大党无非就是这种民族统一性的工具，真理在握，而一小撮穆斯林政客是这种统一性的破坏者。这种历史认识是很成问题的。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印度教徒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穆斯林王朝。英国殖民者的进入改变了这种族群关系，让印度教徒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国大党自己制造的民族神话麻醉了它自己，它认为自己已经代表印度整体，所以无需对穆斯林联盟作出让步。

但是，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很难避免，很难让国大党为印度的分裂负责。这种观点认为，早在甘地发挥政治影响力之前，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在印度已经引起了宗教的复兴与教派的对立，尤其是在孟加拉，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相当是说，国大党只不过是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做了背锅侠。

但安德森认为这样一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他尖锐指出，印度知识分子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如果分裂是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导致分裂的政党（国大党）就需要遭到谴责；但是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导致宗教冲突不可调和的印度文化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笔令人羞愧的遗产？无论做哪个选择，结果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印度知识界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安德森指出，不管分裂是否必然会到来，铁的事实是，国大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避免它，他们的很多动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来。当分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让它变成了一场大惨剧。国大党的政治贪欲，不仅在当时带来了无数悲剧，而且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印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