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给原沦陷区人民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到来了，那就是物价飞涨。11月3日，《民主》发表《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疾呼：“我们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要求负责者立即制止物价的高翔！人民们已在水深火热的敌伪统治下煎熬了八年，现在没理由再忍受任何的生活的煎熬了！”“上海的人民们在刚刚欢欢喜喜的庆祝着胜利，欣幸着胜利后的物价的下跌，突然的受到了这个刺激，无不十分的愤怒，高喊着要求惩办奸商。”并指出，正是政府，对物价飞涨起着主要作用：“这样一涨十倍，一涨几十倍的作风，奸商们还不曾有胆量干过。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民主》第5期又专辟“物价问题特辑”，发表了七篇文章。周建人在《享受自由的条件》称：“我们挨过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个难关，不料现在又遇到别一个关头，便是遇到了战后的物价的飞腾高涨。”许广平（景宋）在《人民需要爱抚》说：“能够有囤积的资格的，当然不是具有少数财产者。可以左右物价的是大商家，大富户，尤其背后有大势力的人，官即是商，商即是官”。短短不足三个月内，国民党政府在原沦陷区丧失民心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更令人焦虑的是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郑振铎在《民主》上写道：“从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开始会谈以后，我们哪一天不在探问着会谈进行的情形，不在关心着会谈进行得顺利与否。一点小小的争执的谣言便足以使我们担惊受怕。”“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圆满解决，仍是我们发愁的中心问题。”

抗战胜利后，人们最热切的期待是制止内战，从事和平建设。中国共产党正为此努力，而蒋介石却已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能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了。这年11月25日，昆明各校师生等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和平的时事晚会。费孝通、钱端升等四位教授演讲，主张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设。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五军包围学校，并响起机关枪、冲锋枪进行威胁。第二天，昆明各校群情激愤，罢课抗议。12月1日，大批军人冲入西南联大，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4人，伤20多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事件”。

《周报》立刻发表《国立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学生告全国同胞书》，在第2期开辟了“昆明血案实录”的专栏。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以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在同期一篇文章中说：“内战是三十四年（即1945年）来全国老百姓所痛心的，试问从反对内战的口号出来，有没有提出反反对内战的，人心如此，能够用枪杆禁止他们谈反对内战，决不能叫老百姓心里不反对内战”。他还引用周炳琳教授的话：“我们被打了还说我们是匪。”

郑振铎也在《民主》上连续发表《我们的抗议》《由昆明学潮说起》。他称：“有一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民主’在报摊上已经不能卖了，有人去没收他们。”“没收的不止‘民主’一种，还有《周报》等等。”“在此日月重光的时候，我们纯然以善意的态度来督促政府，来说我们应该说的话”，“本刊有什么‘违禁’的地方？”“我们不愿意被‘窒息’而死，所以我们不能不抗议！”又说：“昆明学潮只是表面化的一个严重的事件。潜伏的危机是更多更大的。‘曲突徙薪’，是在国内的和平、统一，与实行民主政治。”这是有正义感的人不能不感到激愤的。

尽管《民主》《周报》出版发行都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主编和大多数作者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行文表达上也通常都很克制，但国民党政府仍不放过它们。随着全面内战爆发的步步逼近，对这些刊物的摧残也步步紧逼。1946年3月25日，《民主》发表《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列举事实：“例如上海文萃、周报、民主周刊等刊物，在报摊上曾经有过被搜查没收的事情。”“至于报贩的遭殴打，被拘禁；有人向派报处强取报刊，还要拿出枪去恐吓；及邮局寄递刊物受严密限制，更说不胜说。”

3月30日，《民主》又发表《什么时候才有新闻自由》，点名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不愧是宣传部长，这几句话说得太冠冕堂皇了！进行起来，也并不含糊。”并且披露成都反苏大游行“队伍走到新华日报门前时，从四川大学窜出十多个特殊人物，跳进报馆门口，推翻了柜台，一切报纸书籍在空中挥舞，在脚下践踏，把书桌、柜台弄成碎片。同时打伤一个店员和一个照相的。”“这样下去，捣毁报馆就要成为一种风气。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固然首当其冲，就连无党无派的报纸也不能逃掉这恶运。”

国民党当局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所办、但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的刊物也下毒手了。同年8月24日，《周报》被迫出“休刊号”。这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的时候。这一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上海的人心变化也实在太大了。

《周报》主编唐弢、柯灵在“休刊号”上写了情文并茂的《暂别读者》，作为休刊词：“《周报》要和读者暂别了。提起笔来，百端交集，觉得有许多话想说，却又有无从说起之感。一年来，我们在温情和仇视之下，苦苦地支持着这刊物，因为出版最早，所遭遇的打击也最多——有些简直是难于想像的，那种折磨生命蛀蚀人心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我们对抗，承受，竭全力以应付，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我们不敢说为它有什么牺牲，可是大家看重它、要它生长，要它为人民说话，培育成代言的舆论；想不到今天国民党政府也会这样‘看重’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我们不得不宣布它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周报》深得人民的爱护，这是由它的销数可以证明的；《周报》最为政府诸公所痛恨，这也可以由它的被迫停刊来证明的。为什么人民之所爱会成为政府之所恶呢？问题一经思索，我们不能不替政府感到羞耻。想想吧，随便从街上拉一个人来问，胜利当初他对政府的期望怎样？现在又怎样？胜利当初他对最高当局的敬意何等深厚？现在还保持着这一份应有的深厚没有？一年的时候不算长，这变迁实在太快了。《周报》是这一时期里的最忠实的记录。”

它忠实地记录下了原沦陷区相当多人——包括像我这样有爱国心但在政治上还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思想变迁的轨迹。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人心大变动的生动体现。

《周报》第26期，1946年3月2日出版

《周报》休刊号还在《我们控诉！》的总标题下发表了马叙伦、郭沫若、 柳亚子、茅盾、巴金、周予同、叶圣陶、郭绍虞、许广平、吴祖光等十余人写的抗议短文。这些犀利的短文，同样记录下国民党统治区人心的激烈变动，而人心的变动正无形而深刻地预示着国内局势将要出现大变动。

10月10日，沈钧儒、柳亚子、茅盾、巴金、叶圣陶、胡风、翦伯赞等39人联名在《文萃》上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的强烈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此的回应是进一步的强硬行动。10月31日，《民主》也被迫停刊。郑振铎在停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说：“本刊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刊物，主张民主，主张和平。”“一个主张民主和主张和平的刊物，难道就要受到地方当局的干涉和取缔么？”“本刊虽然被生生的搤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虽被搤死，但不会是没有后继者的。我们尽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更灿烂辉煌的。”

唐弢、柯灵、郑振铎和刊物主要作者，都是长期生活在原沦陷区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熟悉原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感情，并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在当时原沦陷区各大城市思想界嬗变中所起的作用不容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