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抗战期间八路军的大部分处于华北敌后，同当地民众一起，坚持长时期的浴血奋战，在广大农村和乡镇建立起大片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选政权，紧紧包围着日伪军孤立的大小据点和主要交通线，而国民党军队主力却远远地退居西南大后方。如今日本要投降了，蒋介石却立刻命令日伪军队不能向一直包围着它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只能“待国军到达”，还要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下一步，自然是要利用抗日胜利的果实进一步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这种毫无公道可言的单方面强制行动，自然令人无法容忍，只能使矛盾迅速激化。双方的武装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演，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 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⁸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 这就是他常讲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们先来看看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前夜当地的实际情况，看看这两次战役是在怎样的局势下发生的。

虚线内为上党高地

上党区，指的是山西东南部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一块比较富饶的盆地，包括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襄垣 6 个县城。它处在黄土高原的边缘，历来是兵家必争的要地。从这里向东越过太行山，便是河北平原，便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抗战初期，这里几个县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但广大农村一直是由八路军控制着的有着严密组织的老游击区，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没有留下。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迅速采取行动。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的李雪峰回忆：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8月10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11日将部队主力集结。12日，“对本区周围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部武器，命令伪军立即反正听候编遣”。⁹ 19 日收复潞城，21 日收复襄垣，并围攻长治等4城。¹⁰

战役前，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在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临汾相继失守后便西渡黄河，退居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直到 1940 年 5 月才回到山西，改驻紧靠黄河东岸的吉县克难坡，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除晋西吉县、大宁、乡宁、隰县、永和、石楼、蒲县等六七县政权完整外，其余大部分为交错及沦陷区”。¹¹

日本宣布投降后，他以为可以重新恢复他昔日“山西王”的地位，把目光首先集中在 3 个地区：一是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进入太原（ 后来，他前往太原，举行对日军的受降仪式，还把一部分日军改编为晋军，楚溪春部又进占晋北重镇大同） ； 二是派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率部进占晋南重镇临汾和运城；三是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在 8 月下旬从临汾、浮山、翼城到上党地区，夺占八路军已经收复的潞城和襄垣，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了正被八路军围攻的长治等 4 城，还收编了上党地区的伪军 3000 多人。

八路军对太原、临汾等城市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对晋军还要强占被八路军已收复或正在围攻中的上党地区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上党地区正处在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中间，国民党军队如果强行霸占上党地区，就把中国共产党8年艰苦经营的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割裂开，无异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心脏部位插入一把利刃，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便是上党战役爆发的由来。

再看平汉战役。

抗战胜利后，原来已退居南方的国民党军队便分3路向华北大举推进：中路准备以10个军的兵力约10万人，从郑州、新乡沿平汉铁路向北推进，目标是石家庄和北平。左路有3个军，准备沿同蒲路、正太路，经石家庄北进。右路有两个军和伪军吴化文部沿津浦路经徐州北进。

3路中，以中路为主，左右两翼为辅。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指出：“他们企图控制铁路，发扬美国现代化装备之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进入农村或山地，而便于各个歼灭之。”¹²

中共中央没有去同国民党抢夺太原、大同、临汾等重要城市。宋任穷回忆道：“中央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决定各地都暂不占领大城市，而采取夺取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的方针。”

“实践证明，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来夺取抗战果实，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了。美国、蒋、日伪相勾结，阻挡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而且，日军正从小城镇往郑州、徐州、济南、石家庄、天津等大城市集中、撤退。我军攻取大城市，必遭日伪军顽抗，夺取大城市难以实现。”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