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仅仅只是毒品一项，结合上文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调研找出的不建议封存罪名，违法行为是否也有类似情况，是需要更为专业与深入的调研的。

至于从行政成本来看，未来对于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不搞“一刀切”的信息封存，对行政成本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以2023年数据为例，被查出的扰乱单位和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占所有被查处案件的2.5%，“黄赌毒”三项合计占比不到9.3%，故意伤害不到1.2%，敲诈勒索占比0.6%，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工具与违反危险物质管理规定的案件合计占比不到0.5%……

而且这还是在案件总数明显下滑的大背景下，上述案件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也在同步下滑，以毒品违法活动为例，在2015、2016年一度每年查处75万件以上，占比超过7%。如今跌到16万件，占查处总数的比例仅有2%。

公安机关查处毒品违法活动案件数量及百分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此类案件的封存措施进行针对性调整，在信息技术已经充分普及的今天，会增加多少行政成本吗？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毒品违法案件的走势并没有和治安案件整体下降的走势完全趋同，在过去十年一度反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但也正因此，对于涉及毒品的一切管理措施都需慎之又慎，扫毒成果来之不易，要重视反弹的可能，保持政策连贯性。

更何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毒品的态度，还有强烈的情感加持。我们不会忘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第一块浮雕叫什么，我们不会忘记毒品和我们的百年屈辱息息相关，我们不会忘记目力所及的毒品沾身后，一场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欢呼1949的一大原因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全境扫荡了毒品，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共同的骄傲，我们也不会忘了缉毒干警为了千万家安宁隐姓埋名、舍生忘死、一着不慎便是酷刑加身乃至阖家荼毒、满门被灭。光明与黑暗是那么泾渭分明，鲜花与血泪是那么同时历历在目。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1997年谢晋先生执导的《鸦片战争》。还记得当年我爷爷一身中山装笔挺，和我一起去观影，播放到虎门销烟时，老人的手压在我手上不住地颤抖，手上已是涔涔汗水。这就是我们对禁毒最质朴的情感。

这种情感恰恰是禁毒扫毒、人民联防得以一代代推动的最大加持。

也正因此，已经通过的法案，其配套执行措施如何，信息封存打算怎么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在信息封存的既定大方向上，对于配套规定更需精细化研拟

至少公开信息给我的感觉，是犯罪与违法这两个“封存”在法学界的讨论存在明显脱节。在网上搜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能看到的全是公检法大讨论，就像下图观点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孙道萃和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姜绍华，全文论述水平相当高，将宽严、前后、封存与管理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充分阐释。

文字摘自：孙道萃，姜绍华，《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深层要义与基本面向》。

而输入治安记录封存，宝贵的公共传播渠道里充斥着各种“情怀”：哎呀给人一次机会；哎呀他还是个宝宝；哎呀我跟你们说，封存只是一种过渡，我将来是要把它全部废除的……边说还要边骂有所顾虑的群众是什么“法外人士”、“法律管太严但做不到的社会是虚伪的”云云。

画风差别实在太大！

某些自诩法学专业人士骂完了还不过瘾，还会抬出如今的法案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公检法参加意见征求，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

可是他们怎么独独不看到，现在正是公检法，在对封存操作进行着细致的调研；正是本文开篇提到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明确指出要扎实做好法律宣传工作，及时出台配套规定。

对上级、对法律、对人民群众都是这样的态度，怎么配合的宣传工作？又怎能指望在配套规定的研拟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就不外乎群众都发出了灵魂叩问：

为什么有些法学人士整天想着拿改法条去保护罪犯、救济违法、宽纵非法，却从来不想着法律首先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

不要顺风局老想着宣扬自己所谓的“立法之功”，出了事就拉出公检法和人大的虎皮当挡箭牌。人民群众的眼睛都很雪亮。

也正因此，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摒除这些干扰，真正实现立法机构、专业人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按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要求，把配套设计真正做好。

最高法近期调研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中，已经有了一些共识性成果，诸如信息封存实施以后，反而更需要对罪责轻重做好甄别，不能简单套用未成年人的封存，且要严格限定于初犯，不能切断前科与后续犯罪的关联。这些也都是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执行中可供参照的。

此外，最高法调研中还提到不能影响必要的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公开。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中一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8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六）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封存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违法行为人的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但公开的目的却是进行风险防范和行政监督，二者之间必然要应具体事由有所调整，这同样属于“及时出台配套规定”所应当涉及的内容。

另外，此次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思考，“三审制”无疑是兼顾了意见传达与工作效率的好制度，而制度的好也是上不封顶的。如何结合相关的问题对制度进行完善，特别是做好二三审的衔接。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经验。虽然意见征集主要在初审和再次审议之后，但正如《全国人大》杂志在2025年第1期就提到的，“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在一部法律草案的起草审议各阶段持续参与国家立法过程。”对于二三审出现较大变化、或者研判人民群众主观心理将会认为出现较大变化的法律，如何进行补充意见征集，或者必要的宣传说明，确保法案更好地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无疑是确保法案贯彻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不宜因一二三审的不同而有所断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法治思想的逻辑主线。正是因此，我们提出了轻微犯罪和违法记录的信息封存。但也因此，这种封存不能执念于少数社会危害相对较大的违法犯罪分子，否则造成的隐患将最终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人大早已提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配套规定，恰恰是可以实现不同意见充分整合、争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机会窗口，可与正在同步推动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调研相呼应。这不仅是一部具体法律的完善，还可以从中再做一次法案内容的大普及与向前看。

笔者相信，如果能因势利导、充分征集、有效回应，这将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与法律人民性的一次生动展示，也能展现我国公民在立法进程中的参与积极性、高素质与责任担当，更是全过程民主增添又一个典型案例。这恰恰是需要珍惜、把握和引导的。

又是一年岁末，新一年的全国两会正日益临近，笔者期待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对于这一问题有更为全面、细致、接地气的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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