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集成配套方面的劣势，还在加速其科创的衰退

归根结底，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一个长跑，需要的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实现各生产要素和制度供给间的彼此适配和稳定集成。

这点美国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前主席、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约翰·艾伦就曾指出，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不是关于哪一种或某几种技术，而是聚焦“技术堆层”（technology stack）的比拼。其中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技术规范的确立等。美国要做的不是对个别技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对“创新生态系统”不断进行完善。

艾伦的表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反话正说，由于存量家底的雄厚，美国在技术领域依然处于一家独大的态势，可是配套领域的问题却在逐渐抵消前期优势，掏空领先的基础。任何一个产业都是需要“燃料”的，那么美国高科技的“燃料”怎么样呢？

PPT会骗人，但是肉眼可见的电网电线不会。美国去年新增的电力容量仅相当于中国同期的1/10，这一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埃隆·马斯克、谷歌的卡罗琳·戈林都提示了美国正在遭遇的电力供应危机，难以满足AI等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而开发Claude大型语言模型的Anthropic公司报告更明确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监管障碍，例如建设输电线路和互连设施所需的施工许可证和批准。

而这种监管的障碍还不仅只限于美国的电力，而是海陆空天基础设施的群体性塌方。曾经在19世纪末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美国高铁，在我们眼前却干出了10亿修出400米、15年修了10公里这样的地狱笑话。

那个二战时期能够流水线造出上百艘航母的美国造船业，如今占全球造船业市场份额已不到0.01%。至于波音、洛克希德这样的老字号在大气层上下闹出了多少闹剧，早已是美国互联网乐子人的富矿，去年写“选举正酣，扒一扒美国两党都在回避的军费问题”一文时，还专门选择了一架NASA的移动发射台，借着当时新出炉的审计报告解剖了这只涨价到30亿美元的“麻雀”。

恰恰是这些锈蚀的残骸，在风吹日晒中见证着美国基础加工行业与工程师的坍陷

而这背后已经不只是制造业的倾颓，而是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的“老反动遇上了新问题”；是地域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Old money与新贵之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矛盾新发酵。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回流”喊了小十年，口号震天响，现任总统还在不断攻击自己前任毁灭了美国的全产业。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积电被逼迫着吭哧吭哧跑到美国建厂，不仅是工程进度缓慢，并且测算在建工厂的产能，甚至到不了该公司在台湾5nm和3nm产能的五分之一。

本文开头提到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维拉森诺也领悟到了这个问题，出口管制促使被管制国家加速自主研发，却让自己国家在路径里躺平。他大声疾呼：通过出口管制遏制竞争对手的策略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应更注重投资、发展自身创新能力。

没人听他的，国会山上，白房子里，谁这么多嘴？小心“通中”！

美国持续管制，反而可能导致“去美国化”反噬

与贸易战一样，美国对华技术遏制，也在重塑全球贸易关系网，强行给中国的贸易伙伴增添了巨大的合规性风险，并由此衍生出了财务风险。这也对中国的保增长、稳外资构成了巨大挑战。

但同时也要看到，力是双向的。美国以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也将扰乱自己和盟友的高新技术产业乃至于整个市场。并且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最大的生产规模，只要能够继续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这种扰乱的反噬还将进一步放大。

签下过“大陆封锁令”的拿破仑表示：这事情我熟

过去这些年，笔者看到了不少皆有制造业流向越南、印度等国贩卖焦虑的情况。这一论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也需要大量配套的基本规律，而不是搬个生产线就能万事大吉。但现实中，越来越多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些实际案例也正在不断反驳类似的论调。

但还有一种现象更是被忽视，那就是高科技产业中也开始出现“去美国化”，这不仅出现在中国企业中，甚至部分美国企业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全球头部半导体设备厂商中，科磊（KLA）被曝出制定在美国收紧制裁时推动其产业链的“去美国化”的应急计划。泰瑞达则已经在拉美、东欧、东南亚开设了一系列分厂，实现了大部分零部件的去美国化，国内销售的设备当中的美国来源占比也已经低于3%。

也正因此，在美国不断收紧管控的情况下，美国面向中国的半导体设备销售反而增加到了四成以上，科林研发、科磊、应用材料等核心企业从2022年底以来，中国市场占总营收的比率提高一倍以上。有了这些数据，也就不难理解如今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迫地勒令美国企业回国投资，并在与各国达成所谓“贸易协议”时都要带上赴美投资额的条款。

应用材料和科林研发近年来营收在华占比 日经中文网。

然而，特朗普协议中的“投资额”与“贸易协议”一样，首先在概念上就流于形式，国家有沙特、公司有苹果，都纷纷偷换概念，把正常的供应链交易也称为“投资”。日本与欧盟也正在对各自前期许诺的投资额各种跳票。哪怕是台积电这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一再加码投资美国的企业，也不停地在对外吐槽着在美芯片工厂的成本要高出原本在台工厂50%～100%。

美国如此勒索各国交关税、领配额、承诺投资“一键三连”，片面注重自己利益、甩脱国际责任的行为正在激发更大的反弹，连基础研究领域，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去美国化”的呼声。

就连nature官网上都开始打出标题“如何使全球科学去美国化”

政策的缺位、政治化的操弄、产业配套的拉胯、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对科研相关从业人员的信心造成了打击。根据美国“自然职场”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美国科研人员提交的海外工作申请较2024年同期增长32%，在该平台浏览海外工作岗位的美国用户数量同比增长35%。从欧罗巴到东南亚，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一场针对美国的“抢人大战”。

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才流动，其背后还有着道统根子的合法性问题。美国长期标榜自己全球科研领导者身份，凡为领导，就要有所付出，能够把科学视为公共利益、将知识分享全球。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和他的其他政策一样，都将以美国“软实力”为代价去饮鸩止渴。

我们可以期待新一轮高新技术人才回归的浪潮，《南华早报》做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预测，在这一阶段中国将不仅是吸收人才，更是吸收学科。当“美国嫉妒地保护科技，而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协作生态系统”。

笔者前文曾说过，美国军事、科技、金融三根支柱，其中最坚挺的是金融。姑且不论国内某些操盘手的姿势水平与思想钢印如何，我们以科创带动实体的全方位发展，至少能给霸权主义在金融上埋下一个大雷。

近来，美国科技股的估值正在迅速攀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历史市盈率（P/E）已达到27.1，明显高于19.6的历史平均水平。巴菲特指标（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在2024年第二季度突破2.96，超过了高估警戒线2.0，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到11月底，预期市盈率攀升至22.3倍，接近1999年科技泡沫时期的历史高点。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科技股的估值可能正接近泡沫的边缘。

虽然美国科创行业的业绩也仍处于上升趋势，但是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一旦促成美国企业利润率与市场份额滑坡持续性滑坡，就将对预期造成显著影响。其实今年1月DeepSeek的横空出世就是一次预演：个别企业在局部方向的突破尚未完全转化为商业价值之前，就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英伟达、博通、甲骨文各自10%-20%的市值滑坡。别看现在又涨回来了，可未来的一浪更比一浪强，他又为之奈何呢？

美国解除技术出口管制是基于美方先赚钱，我们的重心自然是我们先赚钱。

因此，不难得出结论了，美国对华科创行业的制裁，尤其是出口管制，虽然给我们造成了痛感，但对美国的反噬更大，且由于美国国内的积弊，还在进一步加剧溃疡。

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一定会秉承一贯的自己生病、逼他人吃药的作风，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制裁。近期贸易战形势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接连宣布与欧盟、日韩、东南亚多国达成所谓的“协议”，虽然有夸大粉饰之嫌——譬如每个“协议”事实上都缺乏具体条款，甚至谈判双方连框架内容的诠释都存在分歧，是至少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可能，即美国正在利用与其他国家谈判的机会，先行试探出“对等关税”以及若干管制和配额推动在大方向上的可行性，进而得寸进尺，采用极限施压，强推技术管制、转口贸易、特定商品采购等领域的“美国优先”。

诚如是，如今美国对华的缓和更像是一种缓兵之计。美国在上一阶段“对等关税”全面强推失败后，利用与华谈判的时间窗口一面修复上阶段损失，一面酝酿对华的强力制裁，发动新的“重点进攻”。未来的进攻重点可能是特定商品的关税，也可能是聚焦于贸易关系、技术标准、对实体制裁、技术管制等非关税制裁手段。

时间对双方是公平的，相信我国的顶层设计也早已打磨反制措施多年，一阶段反制的成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而在下一阶段的应对上，基于上文的分析，虽然笔者一直建议要系统性应对美国的非关税制裁，但是重心大可放在其他方向。就算上了谈判桌，基于美国先赚钱的“解除出口管制”优先级也该大大靠后。

这就不该是它与我们讨价还价的条件，而该是它的义务，对中国的义务、对国际责任的义务，更是对美国企业和人民的义务。义务是不该交易的。

在抵制美方将技术出口管制“虚空造牌”后，重心之一要放到我们的出口上，虽然现在我国的顺差屡创新高，但正如前文展现的，我们在高附加值终端商品上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想见，美方必然会要求相关国家加大对美货的采购与转口贸易的自查，压缩我们的空间。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商品和工程的销售，还需要实现包括资本、标准、运营在内的一揽子输出。

我们可以通过打造场景开路、运营搭桥的外循环高地，系统性构建跨国产业链，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可实现超额利润的全球化产业体系，同时与国内内需形成联动，协同促进双循环发展。

可以预见，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接洽过程中，后续也会出现“夹心饼干”的局面。一方面，美国通过各种“领袖计划”、交流项目、伙伴基金等等，对其盟友渗透已有几十年之功，这同样是和平演变，本次贸易谈判已经证明，未来我们很难再获得这些国家能在战略协同层面表现出戴高乐、海部俊树、默克尔那样的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到这些“依附型政客”对美国的盲从一样会危及本国利益，依然可以利用好资本无国界的特性，团结一批西方的品牌企业强化互惠合作，进而对冲美国掀起的“重点进攻”。

此外，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呼吁的那样，针对美国的反制不能仅满足于关税战等具体事项的对等反制，而应立足于打破美国非关税制裁的战略格局，对内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对外主动设置议题，发动系列反击。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们已无需被动应对，应该以更为主动进取的姿态，明明白白地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寇可往，我亦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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