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近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画面，一方面，外媒报道美国已冻结相关政策，以避免损害与对华贸易谈判，并对英伟达芯片出口松绑。另一方面，美国依然小动作不断，政府和国会内时不时泛起加码管制的呼声，甚至特朗普政府在7月底发布的AI行动计划中，还在酝酿组建所谓的“排华联盟”。

在当前形势下，笔者认为，无论从体现谈判诚意还是实际成效来看，美国放松甚至解除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话题，已不应被中方视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议题。美国这一通骚操作，非但没有减缓我们的技术进步，反而成为中国科创行业自力更生和加速发展的催化剂。美国的这个筹码已趋于腐烂，反而愈发是美国要自动履行的一项义务。

对此，我们不必再随之起舞。相比于反制美国的非关税制裁，我们有更重要的事项。

面对出口管制，中国科创有多争气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究竟有多凶？

美国人自己给了一个量化数据，根据彼得森研究院的统计，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在美国炮制的出口管制和其他制裁名单上，中国各类组织和个人新增上榜的数量，是此前四届政府的三倍。而拜登政府期间该名单又大幅增加。

在2022-2024年短短24个月内，被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BIS）拉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数量增长了85%，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拖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的数量更是增加了1.23倍！而且越到后期，增加数目就越多，每月都能有两位数的中国实体被纳入制裁清单。

特朗普二进宫后，虽然打着与中国谈判的旗号，但数据不会骗人，短短6个月时间，被商务部拉进“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就净增89家。仅在中美谈判的二季度，区区3个月，财政部SDN黑名单上的中国实体就净增71家，较拜登末期更是变本加厉（对上述“黑名单”内容详见前作“美国对我们的非关税制裁，也该到清算时刻了”）。

从情节上看，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已趋于“战争化”，虽然在程度上还没有形成彻底围堵，但在手段上已基本覆盖战争时除交火外的全部出招。正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教授所概括的那样，美国包括对华进攻性遏压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化”手段已成体系。当前，美国在投资和市场准入等领域的限制手段日益成熟，负面清单被更为频繁地采用，对华出口管制日趋政治化，同时不断扩大长臂管辖的适用范围，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

美国制裁背后，蕴含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20世纪后半叶，制造业不断东移，在最近的1/4世纪开始加速。在过往历史经验中，“世界工厂”的桂冠往往就是执世界牛耳者的先声。而在本世纪20年代，随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速迭代，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酝酿。

如果中国能在本轮科技革命中取得技术优势，并将之与已有的生产制造优势相结合。我们可以预想到其所发出的惊人能量将由经济传导到政治，加速完成逆转大航海以来的东西实力不平衡格局的进程。而这对于习惯于依赖霸权、凭借金融资本收割全球的美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换言之，美国只要一日不放弃霸权主义，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不可能消除，中美科技战就不会停歇，美国就始终有动力对华进行技术管制。

可是，就在这样凶险的“战争化”绞杀中，中国的科创却被全面激活。几个月前，笔者就曾亲耳听过某国内头部企业在一次闭门会上振奋人心的发言，总结便是：“我们已经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得更好！”

是的，中国正在科创领域赶上乃至局部超越美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以专利申请总量为例，2010年美国申请专利49万件，中国为39.1万件。到2019年，也就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第二年，中国获得国际授权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到了2023年，美国专利申请量为59.8万件，而中国则达到167.7万件，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最大专利申请国。

又以论文为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统计了2003-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获得57项第一，而美国则从2003年的60项急剧收缩到7项。

科研力量上，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破天荒的“科创东移”现象。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的全球前20大科技集群中，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集群已经从2017年的3个增加到了2024年的8个，增量均来自中国大陆，且已历史性超越了美欧的总和（2024年美国有6个，欧洲仅1个）。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国头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覆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全方位增加。 WIPO

具体到科技产品环节，以“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的芯片为例，中国在成熟制程市场已经开辟了新的空间。2018年，中国芯片出口额为5591亿元，到2024年首次突破1.1万亿元，在美国持续制裁的背景下，中国芯片出口在6年间实现了翻倍增长。

近年来，大量西方的研究报告也都从科研和应用领域开展分析，认为中美技术竞争已经从美国一家独大变成中美各有千秋。就在今年初，由美国国会两党委员会——由国家安全AI委员会扩建而来的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对中美在12大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差距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领先5个，中国4个。

NSCP报告对中美在12大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差距评估

近年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也是有声有色，2018年统计的35项“卡脖子”技术，7年内从大类上已经突破了86%，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新能源，通信计算还是航空航天，中国制造都与中国智造深度融合、彼此促进，2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历史正一去不复返，如今美国对华顺差最大的领域，居然也变成了能源和农产品。

近年来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产量

而且中国的创新不仅是在行业和技术上的突破，还有技法上的因地制宜，诸如美国对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管制，倒逼中国企业和工程师们另起炉灶，开发更高效的训练方法。DeepSeek达到外国同行的同类效果只需1/8乃至更少的算力芯片，由此打破了AI发展“算力至上”的思维定式。这样的成果背后正是算法工程与技术路线的创新之功，生动展现了中国科创事业正在走出自己特色的勃勃生机。

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克雷格·艾伦今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主题演讲中，认为中国已经从吸附技术的“创新海绵”变成了创新引领者，并且介绍了什么叫“以一种更符合中国需求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创新”，即以消费驱动创新导向、制造业优化生态系统、工程创新打造品牌、财政重金支持科创的“四维”创新模式。

其实美国人不好意思承认这个“四维”模型里还少了一个，那就是体制优势。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天然与科创行业投缘，后者不是越自由越好，否则在金融资本，尤其是注重相对短平快回报的民间资本投入后，会向着“PPT甄选”滑落。而中国的体制恰恰更能够接受长时间的孵化，兼顾战略框架的集约与细分领域的活跃。

这里值得再宕开一笔，西方国家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炒作，实际上也不自觉展现了中国路线的优越性。因为在科创领域，技术路线尚不明朗时反而需要技术路线的多行多试，由此必然带来先期投资的“一窝蜂”与点错科技树后的“一窝疯”。

可是这种牺牲并非无意义，在海量试错中最终总结出的正确路线能够弥补相关损失，然后在正确路线上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后续释放远超代价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