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规模效应，让问题成为突破的方向

规模效应也正是中国非常大且不可复制的优势，作为全世界罕见的一个十亿级人口，基本完成工业化，并正在向着信息化大踏步迈进的超大经济体，主打特色是庞大、独立和“我全都要”。在这样的生产规模、要素流通和消费市场中，有着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场景，由此激发起巨大的规模效应的潜能。

而这种规模效应的背后，就是与大量外资品牌企业事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对中国的脱钩与封锁都将导致对自己的反噬，近期围绕英伟达H20芯片解禁与否的博弈，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22年10月曾做过一个估算，如果美国完全禁止芯片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其本国企业将至少损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营业收入。受近年来总需求不振的影响，不少高新技术公司都会面临市场萎缩的问题，而中国市场尤为重要，甚至占到一些公司经营效益的半壁江山。

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搞技术出口管制，带来的结果是“一根筋到两头堵”。美国对华管制不但将直接威胁自己的经济发展，并且一旦他国企业成功规避美国相关管制措施，美企还将面临被其他竞争对手夺走市场份额的风险，导致美国管制政策加速走向反面。

想当年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偷袭珍珠港，原因在于这种袭击会唤醒当时全球最先进工业国，等同于唤起了一只“老虎”。如今发现，问题还是问题，但头号工业国已然易主，美国反而成了不断乞灵于“一击必胜”的那一个。

毛主席曾说，两弹一星的胜利要给“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的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如今的美国政府也不遑多让

当然，受制于起点低、底子薄，短期内的现实，是中国科创依然存在附加价值不高、话语权较低的问题。比如在全球电子行业，过去十年间所形成的利润54%归属于美国公司，如果加上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8%，而与之相对比，中国企业仅占据了行业利润的7%。

市场占有率同样也是如此，中国的终端商品在全世界的占有率依然不高，大量商品依然还是老外的天下。如600美元以上价位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仅苹果和三星的市场份额就逼近85%；国产新能源汽车虽然近几年气势如虹，但是美欧日韩在东南亚、欧洲和拉美汽车市场份额依然高达80%甚至90%以上；大飞机更是众所周知的刚刚起步，境外份额要从零做起。

但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反而证明了中国科创事业及其成果转化大有希望，有大量的空间值得去拓展。对于中国这样规模效应正在持续释放的超大经济体来说，问题在哪里，方向就在哪里。问题有多大，前景就有多广。国产替代不应也不会只在国内继续。

以丰田汽车为例，当其在日本本土产量趋于稳定的1980年，正值日系车在美市场份额突破20%，远高于如今中国汽车份额。即使这样，仍在未来四十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丰田汽车官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比之下，反倒是被这些人奉为圭臬的美国已经有些回过味来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约翰·维拉森诺认为，美国对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管制并未阻碍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反而倒逼中国企业在受限算力资源下创新，并且暴露了美国在显卡黑市和云计算领域的监管漏洞。

经合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的调查都显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限制性政策不仅减缓了创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关键技术的机会，还增加了全球技术部门的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发展减速。

按照这个结论，美国的制裁措施从整体上降低了全球技术创新和行业发展，可是从上文的现象来看，中国却是科创行业欣欣向荣，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的制裁是否反而让除了中国之外，包括自身在内的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落后了？

这恰恰是彼得森研究所在去年整理了相关数据后得出的结论，孤立中国公司的最终后果不仅是加速中国创新，也鼓励了相关国家对美国骑脸规避制裁，更有甚者，反而阻碍了美国和盟国企业的创新，造成了反噬。

中美在科创领域的博弈，已经处于此消彼长的阶段

美国的科创行业也在发展，但是正在不断暴露出结构性问题。美国的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顶层设计的节奏出现了紊乱，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渐渐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美国近年来推出的《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简称“美国CET标准战略”）为例，列入这张CET战略清单的技术多集中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通信、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复合材料。远远不是基于行业细分栏目所做的一个全面总体规划。

说得不客气点，现在的美国政府早已不具备进行这种长期系统性规划的能力。科研攻关无涯、政府任期有涯，21世纪以来一代代美国政府层累叠加，美国政府一届接一届更替，政策思路基本就是“锁定关键领域、专项攻坚”，说白了，哪里容易出政绩，政策带着财政资金就去砸那里。政府和企业都拥挤在短期投资的赛道中，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与民争利。

即使是在并不全面的领域里，政策布局也是不均衡的，围绕不同技术的应用发展与风险管控，两党间上升到了近乎原教旨党同伐异的程度，建立不起体系化、可迁移、可以长期稳定的风险分类‑分级框架。

扶持政策的执行与长效监督也在基层管理松动中出现偏差，波音等老牌巨头越来越依靠关系而非技术接下政府订单，也是马斯克想要参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自2009年就已开始，却疏于管理和迭代，到2022年调整补贴要求时，闹出了领补车型中七成不合标准的笑话。

这样的操作多了，连不少美国人也没了信心。同样是在202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联合撰文，不仅提到中国可能在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美国难以匹敌的突破，还提到国会向半导体公司提供巨额补贴的做法“相当昂贵而徒劳无功”（a very expensive exercise in futility）。

政策的严肃性和持续性也在党争中被不断侵蚀。某些人嘴里津津乐道“立法至上”的美国政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党争的蔓延导致了美国近年立法出现断崖式下降，第118届国会2023年仅通过34项法案，不及上届国会法案总数的1/10。

如今到了119届国会，特朗普偏好以总统行政令强推，比如年初拜登政府推出的《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就被他一纸命令废除。他可以废掉前任的行政令，他的行政令自然也可能被后任摒弃。不过立法关，就无法确保相关政策的长期性和连贯性。

美国媒体和行业协会自己都在吐槽，政府无论是出台制裁政策，还是废止相关政策，进行业内咨询或公众评论都越来越少了，拍脑袋的决策越来越多了。

此外，近几年，泛政治化也弥漫到了科研领域，民主党政府打着“平权”“多样性”旗号，给财政资助安插了一系列奇异项目。特朗普上台后迅速查账禁止的同时，又私心自用、运动扩大化，甚至拉出“反犹主义”作为指控依据，取消科研经费，调查和逮捕部分外国学生和学者。

对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约1900名成员代表全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联合发布公开信称：“我们正在发送求救信号，敲响警钟——美国的科学事业受到了重创。”此时，特朗普2026年的预算提案意味着对科研领域的“灾难性”削减。这一预算要求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出削减37%，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出削减超50%。

综上，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政策在对外破坏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对内建设性也是越来越弱，真正成为公知口中行政干预经济的负面典型。也正因此，甲骨文公司这句话就显得格外讽刺：“我们不需要搭美国政府的便车，我们需要的是美国政府让条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