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昭和天皇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和免受追责的右翼分子则继续拥护天皇，坚持“天皇无罪论”，回击“有罪派”和共产主义者的责难。究竟两方的理论分别为何呢？

简单而言，二战后至今，强调昭和天皇无须负责的论点，主要有两大根据。第一是认为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略称为《帝国宪法》）第3条提到，“天皇乃神圣不可侵”，规定天皇只是“统之不治”的国家元首。而第55条则明确规定：“国务各大臣负责辅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国务相关的诏敕，均需国务各大臣副署。”天皇本来便没有单独行使统治权的可能，国家实权其实在内阁以及随之成立的国会手上。因此，他们认为战时的首相东条英机等人被远东法庭列为甲级战犯是合理的，但累及昭和天皇则不合理。

第二是认为在现存的记录里，难以确认昭和天皇自开战之前便积极、主动参与指挥战争，或者指挥任何军事行动。至于下令向中国和美国宣战的开战诏书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这种意见又认为当时的军部早已尾大不掉，不受天皇控制，不应反过来将责任推向无可奈何的天皇。

这两个论点都强调战前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与维新前的天皇们一样，都只是受到国家供奉和拥戴的存在，而且认定天皇在《帝国宪法》确立后，便与英、荷等西欧的立宪君主一样，只有象征性而没有实权和责任。

“无罪派”还强调立宪后的天皇已明文受到《帝国宪法》的制约，不存在天皇专制独裁、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投入战争和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都不应牵连昭和天皇。

面对“无罪派”的辩护和观点，“有罪派”则提出了“无罪派”刻意避而不谈的《帝国宪法》第11条，即关于天皇统帅权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天皇对军队拥有绝对和完全的权限，是日本国家军队的“大元帅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统帅权，命令军队，而海军的军令部和陆军的参谋本部首长属于天皇的幕僚，海陆两军的军事指令都要“大元帅陛下”批准才可通达。

而且，整理战时文件也显示，“无罪派”所谓没有证据证明天皇干预战争部署之说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当时海陆两军的每日战报都会上呈昭和天皇，换言之，他对战事的进展十分清楚。而从目前记录而言，他至少有十多次下令更改军方的作战方案，又曾主动向军方提出战略方针，要求执行。这些研究成果均否定了“无罪派”坚称昭和天皇在战时被旁置的主张。

另外，国内外的“有罪派”均质疑，如果按“无罪派”所说，昭和天皇在战时没有办法阻止军部的军事行动，为何他却在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单独地下达《终战诏书》，指令各地日军放弃战斗呢？

面对“有罪派”的反击，“无罪派”分别做出两种回应，一是仍然认为昭和天皇的统帅权问题是特殊情况，不能证明他主动参与战争；二是主张日本参战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一场自卫战争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从而规避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即使历史学和宪法学的主流见解均认为昭和天皇责无旁贷，但是，由于美国急欲避免共产主义在日本抬头，以及日本政府与天皇展现出积极配合美国占领日本的态度，结果使得昭和天皇摆脱战争责任，改为由陆军为主的战时官员来承担罪责。

虽然战后追究昭和天皇罪责的呼声未曾停止过，但是在天皇的“清白”尘埃落定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着手战后重建的日本政府为了向国民提供一个既合乎政治需要，又能自圆其说的二战总结，于是在美国政府默许下，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分割。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甲级战犯为首的战时政府和军方蒙骗天皇和国民，误启战端，为国家、国民带来破坏性的灾难和伤亡。这些人最终承担了发动战争的责任，或遭处决，或自杀，或被判处终身监禁。

而“清白”“被蒙骗”的昭和天皇与战后的日本政府则承担起战败责任，弥补所造成的破坏，全力为复兴而努力。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成功地掩饰了昭和天皇和政府、军方主动带领国家发动战争的责任，又塑造出昭和天皇带领国家复兴的“象征天皇制”的形象。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淡化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奏请天皇避免谈及二战，也指示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厅禁止媒体追问相关问题。至今，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已然被淡化为日本学术界的讨论课题，而日本民间与媒体对此也避而不谈。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此争论在日本国内或许将继续被淡化，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本文摘选自《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作者胡炜权，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