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现在工业臂、工业机器人很成熟了。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对这些机器人是一种怎样的补充？

胡德波：你说得非常对，它们是一个补充的关系，不是去竞争或者替代的关系。现在在很多的制造领域，比如像汽车，里面大量使用工业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固定工位的、高精度、高节拍，甚至高承载力的一些工作。但是剩下的很多工位对柔性、对泛化性有一定的要求。

一个机器人，它可能不只是在一个工位干，它会这个工位用一用，再去另外一个工位用一用。针对于这样的场景，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替代现在还在使用人工的这些工位。

观察者网：我看到一个介绍，如果一个企业购买了一个标准版的K2大黄蜂后，大概在1.5到1.8年可以收回成本，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胡德波：我们有一个很粗略的计算。从商用部署的基础门槛来看，人形机器人的工作效率需达到至少0.6个人的水平。我们以机器人日均承担两个班次作业来算，假设其单日工作效率可达到1.5个人的水平，就等同于单个班次效率为0.75个人。

以中国工人的年均成本来算（区域不同会各有不同，行业也会各有不同，此处仅作简单计算），若按年均10万人民币计算，这样一台机器人一年能产生的劳动回报约为1.5乘以10，大概是15万人民币。

扣除每年约3万元的机器人使用和维保费用后，一台机器人一年剩余的劳动价值约为12万人民币。我们机器人的成本按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1.5万元）计算，以此推算，投资回报周期约为1.7年。

这个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尤其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区间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观察者网：购买了机器人之后还有一些维护的费用、软件的费用等等，分摊到它整个生命周期，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吞噬掉利润？

胡德波：不会，我们的测算大概是这样，人形机器人需要一年做一次年度维保，就有点像电动汽车一年做一次保养一样，这取决于它磨损的程度。但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架构，像滚柱丝杠，它的磨损是很慢的，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是很长的。另外我们会有一些年度的升级软件费等，总体加起来，费用可能只会占到购买机器人本体成本的10%左右，不会显著影响到它投资回报的测算。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大黄蜂之前被Figure的CEO亲自点赞，也已经参加了很多的国际展会，并且非常受欢迎。您在这些国际展会上被外国的客户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胡德波：它不仅得到了Figure CEO的点赞，我们在早前去到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时，微软的总裁纳德拉也亲自过来“拜访”它。

Figure AI创始人兼CEO布雷特・阿德科克（Brett Adcock）在X主页分享开普勒大黄蜂

外国客户非常关心，这个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他们的工厂干活。其实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恨不得现在放到工厂里面就能干活儿，所以（他们）对于干活的时间表是最关心的。

除此之外，他们也关心机器人怎么部署，应该怎么去训练它掌握一个新的技能，所以也会问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们还关心，到底这个机器人需要多少钱？它的生命周期里还需要什么别的费用等等。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聊聊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在中兴、华为等头部科技企业担任高管，基于这样的从业背景，您为何会投身人形机器人赛道，且坚定选择工业场景？我们知道工业场景又累又重，而且与服务机器人相比，其商业化变现周期相对更长，您做出这一选择的考量是什么？

胡德波：我个人算是比较幸运，1999年研究生毕业，正好赶上通讯行业大发展，那也是上一波移动互联网的技术革命浪潮。

1999年我开始加入通讯行业的时候，中国的通讯企业跟西方企业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经过我们那些年的努力，中国通信行业逐渐实现了全球领先。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当一个人在一个技术浪潮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随着这一波的大浪，更多、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

大约10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开始加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我当时的一个判断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是未来20年甚至50年最大的一波浪潮。同时，我内心里也希望人形机器人能给这个社会带来生产力的变革，让大部分的普通人都能够过上更有意思的生活，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有些枯燥的工作丢给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