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欧洲各国对华政策中的“欧洲化”趋势可能向纵深发展。面对各国对华立场中的分歧，欧洲政治精英对所谓“中国正在将欧洲分而治之”的焦虑日益强烈，呼吁以“全欧洲”的方式建立统一对华政策，发出“统一的对华声音”。在政策层面，欧盟不断强调要以“全欧盟”（whole-of-EU）的方式“传递欧洲对华团结一致的强烈信号”。因此，各国可能在对华政策上面临来自欧盟层面的更大压力，被迫在某些对华政策议题上与欧盟保持统一立场。另一方面，个别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冲突也可能传导和扩大至欧洲层面并对中欧关系造成冲击，例如2021年立陶宛与中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冲突升级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外交议题，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欧洲各国的对华政策议程，对中欧关系构成新的挑战。

第三，欧洲将在中美欧关系的背景下寻求对华政策独立性。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之后，欧洲与美国在安全、技术、贸易、人权等领域加强了对华政策协调，但欧洲政策界的对华认知、定位以及战略取向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与欧洲战略自主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双方安全、经济利益的不对称决定了欧洲不会完全追随美国。欧洲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与中国保持广泛的经贸交往对捍卫欧洲的独立和力量至关重要，欧洲应当“战略自主”的背景下继续寻求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在重点议题领域灵活与中国合作，“在多面性中寻求平衡”也将成为欧洲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2）中国的战略应对与政策建议

展望未来，中欧关系能否行稳致远，欧洲各国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取向至关重要。然而正如学者指出的，欧洲内部在对华关系中长期存在两股力量，一股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吸引力，另一股是怀疑猜忌的排斥力。这两股相反的力量使欧洲的对华态度长期在看好和唱衰之间摇摆，始终难以迈出大的步伐。近年来欧洲政治精英的对华认知正在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加速调整，中欧关系中的竞争、合作与冲突所展现出的双面性和复杂性日益凸显。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应当从以下方面做好战略应对：

第一，要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和把握欧洲政治精英对华认知转变。欧洲政治精英对华认知的变化是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做出的选择，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要辩证审视这一现象，审慎思考欧洲政治精英对华认知转变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分析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冷静应对未来中欧关系可能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要正确看待和合理管控双方在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辅之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防止意识形态分歧升级为全面冲突和对抗。

第二，要看到欧洲政治精英对华认知中的积极因素，争取中欧关系的正向发展。目前欧洲各国的对华认知都处在调适之中，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合作与竞争元素仍在反复拉扯，这种两面性特点为中欧务实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欧在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治理中理念相近，双方在经贸投资、气候变化、能源合作、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合作仍然大有可为。应当主动作为，以扩大中欧合作，强化利益互嵌来应对挑战。一方面争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早日落地见效，以此带动双方在共同关切的数字化、绿色发展等新兴产业与高科技领域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中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总之，要努力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推动中欧关系正向发展。

第三，要主动作为、因国施策，为中国外交开拓新的空间。从欧洲政治精英对华认知的分化中可以看出，虽然西方阵营在应对中国崛起上有普遍共识，但内部的立场差异也不可忽视。历史经验证明，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欧关系的上限，尤其是作为欧盟核心力量的法德等国与中国合作的高度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欧关系的高度和质量；小国则可以决定中欧关系的下限，尤其是在面临“全欧盟”反华政策风险时小国往往可以发挥“悬崖勒马”的关键作用。因此，应当全面分析欧洲各国的对华政策特点，区别欧洲北约盟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身份，以更为精细化的多元外交灵活施策，尽可能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

第四，要妥善处理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确保欧盟对华战略“不走样”。一方面要准确分析和研判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趋势与限度，压缩其合作空间，稀释美欧统一制华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要抓住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机遇，突出中国在欧盟战略自主建设上的积极意义，成为欧盟建设战略自主的合作伙伴。面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欧洲这一关键变量，支持欧洲真正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支独立力量，同时为中欧关系的长久健康发展筑牢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