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干旱、洪水、地震，还是蝗灾，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代，毫无疑问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直接的冲击，也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基石。而严寒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旋律，我们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记载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气候是多么严酷。

比如，《晋书》记载，晋惠帝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春，四川地区的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竹林开花的景象。一般来说，竹子会在天气长期干旱时开花，因为竹子在缺水的时候，光合作用会减弱，代谢氮元素的能力随之降低，糖浓度增高，这给竹子开花提供了前提条件。竹林开花正是气候干旱的体现。

竹林开花（资料图/东方IC）

再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个展柜专门介绍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一部指导农业生产的技术书，里面涉及大量的物候信息，也是学者们推算当时气候的第一手资料。

《齐民要术》中就曾经介绍种石榴树的技巧，贾思勰强调说，在种植石榴树的时候，从每年的十月中旬起就需记得在树上裹些东西保暖，来年二月的时候再解开，否则树就会被冻死。从其他线索和作者的生平履历来看，贾思勰在书里描述的应该是高阳郡的情况，高阳郡大概位于今天的山东临淄，然而，今天在山东临淄的石榴树根本就用不着这些保暖方式，在户外完全可以自然生长，正常过冬，这说明贾思勰那个时代的气候要明显冷于今天。

除此之外，葛全胜老师还提到《齐民要术》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也就是说，当时临淄一带山桃树的始花时间基本是在清明节，也就是4月4日到5日左右。

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物候线索，因为山桃树这种植物的始花时间和气温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境内，纬度往往是决定气温的重要因素，越往南就越暖和，山桃树的始花期也因此和纬度产生了直接的对应关系。龚高法和简慰民两位老师就曾经指出，纬度每南移一度，山桃始花时间就提前3.28天。

就拿今天的北京来说，山桃树的平均始花时间是3月27日，而北京的纬度大概是北纬39.9度左右，当年贾思勰笔下记录的临淄位于北纬36度左右，比北京偏南不到4度，足以使得临淄地区山桃树的始花时间大概早于北京14天。而从实际观测来看，今天临淄地区的山桃树最晚的始花时间确实是在3月14日左右。

北京山桃花开（资料图/视觉中国）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今天山东临淄地区的山桃树3月14日就始花了，而贾思勰那个时代要等到清明节4月4日或5日，足足晚了20多天，可见当时的气候要比如今冷上许多。

需要强调的是，寒冷是很多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人力不可抗的因素，比如太阳的活动。有国外学者曾经统计了1950—1965年间全世界22561次震级大于5.5级的地震，数据显示，每日地震频次与太阳黑子的数量有着对应关系，当太阳黑子数量增多的时候，地震每日频次也随之增大。

目前还不能确定太阳是如何具体影响地壳活动的，但是有一种推测认为，可能是太阳的活动影响了地球磁场，使得岩石晶体点阵的分子键瓦解，进而降低了岩石的强度，地球的地壳运动变得活跃的，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灾害也随之频繁起来。从历史记录来看，实际情况与这一理论是契合的，从汉帝国灭亡到隋帝国统一的这数百年间，不仅地震频繁，而且全球曾经有多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尤其是公元210年之后的短短一百年间，全球4级以上的火山爆发竟然有7次之多。

火山爆发后遮天蔽日的烟尘会随着大气环流弥漫全球，进而严重地反射和遮蔽阳光，带来长期的降温效应。公元235年，即蜀汉建兴十三年，亚平宁半岛的维苏威火山再次爆发，同年，建业（即今天的南京市）初霜的日期比当今的平均日期提前了两个半月。类似这样的火山爆发，百年之内竟有7次之多，由此可见，汉帝国灭亡之后的长时间降温很可能与频繁的火山爆发有关。

这场绵延数百年的降温过程在公元4—5世纪达到巅峰，平均气温比东汉初年降低了2.5~3摄氏度，比今天的平均气温低1.5摄氏度。

寒冷往往伴随着干燥，越寒冷就越可能干燥，这在历史中已经一再地被验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

自东汉之后，寒冷开始不断地加剧，与其形影相伴的干燥效应也越发显著。到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全国并改元太康之后，史书中竟然出现了“自太康以后无年不旱者”这样的记载。这场旱灾直到公元291年才暂告一段落，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可见干旱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干旱和寒冷相互叠加，犹如一个幽冥的螺旋，气温在西晋末年永嘉年间跌至低谷，同时，干旱也达到了它的高峰。

“永嘉三年，夏，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公元309年，即永嘉三年，旱情席卷全国，中国版图内的两条大河——长江、黄河——及其部分支流竟出现断流，曾经只有靠船横渡的天堑在当时甚至可以步行而过，以至于后人将这一景象称为“亘古未有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