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欧洲制造业转移是结构性的变化还是暂时性的变化？是否会整体上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郭微微：欧洲制造业的转移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短期来看，今年冬天一定是欧洲比较难过的一个冬天，即使欧洲现在的储气罐已经达到了85%以上的目标。欧洲也在积极地推动进口，包括从卡塔尔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进口更多的管道天然气。

不管怎么计算，欧洲的天然气、电力供给都是不足的，所以冬天一定会对天然气和电气需求进一步压降，就会对整个欧洲制造业的正常开工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以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的化工产业，产能可能会受到进一步限制，甚至出现整体关停。

能源消耗其实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对于一些高耗电的行业而言，没有天然气可以用煤炭、核能发电，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替代方案。但是如果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可能就没有第二种技术路线能够实现替代了，所以化工应该是受影响最深的一个行业。

如果再往后看两三年，欧洲的能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能源成本会比我们上涨的幅度高出一截，尤其是俄罗斯仍被制裁，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源向西方国家出口，这种能源价差的红利，我们有希望在未来几年之内看到。

长期来看，如果欧洲实现了可清洁能源的转型，2030年左右，欧洲的光伏、海上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建设发展起来了，能够抵挡得住或者完全覆盖它们的需求，实现从旧能源到新能源的替换，中国的旧能源红利就会有所弱化。

但是也要注意到，我们在新能源领域也走在世界第一线，我们国家的光伏制造、风电行业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清洁能源的建设也相对靠前。因此，不管从旧能源或新能源体系来看，我们国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长期来看，我们能够维持住这个红利。

中国在旧能源和新能源上的优势，当然会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在欧洲出台“碳关税”，形成绿色壁垒的情况下，大家原本很担心有一些产业会因为成本因素转移到印度或东南亚国家，但如果“碳关税”真正成了以欧洲为代表的更加普遍的国际贸易壁垒后，实际上会对成本进行重构。

原来的成本可能是指劳动力、土地、电力，现在还要考虑“碳成本”，毕竟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生产工艺是更粗放的，他们也缺少对“碳关税”相应的缓释手段。我们国家的新能源优势让我们获得更强的成本优势，劣势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国家西部土地成本、劳动力都比较低廉，也是新能源发展最集中的区域，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耗比较高的行业，尤其是化工行业，如果能够从流向东南亚国家转变成流向我国西部地区，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区域的协调性发展，也有利于继续保持我们国家的全产业链优势。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布局既取决于成本，也取决于安全稳定和各国推行的政策或政治压力。至少从这几个层次来看，我认为产业链的重构还是会持续进行。

从国家层面来看，更多地在于实现产业升级，逐渐从低端的、偏加工的、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向高端研发和高端制造业过渡。当然，目前欧洲产业转移到中国，表现幅度上会更加明显一些，未来幅度或许会减弱，但是大方向不变，我们的红利有希望能够长期维持。

美国肯定会持续推进本国制造业回流，印度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会继续与我们在低端产业展开争夺。但整体来看，我们的相对优势更明显，还会比疫情和能源危机之前有所上升，是一个边际变化。

浙江永康：工作人员安装检测农机产品 加紧赶制海外订单。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一些国家似乎体现出脱离中国依赖的相似反应，这种“离心趋势”会对中国长期红利产生多大冲击？

郭微微：我认为“离心趋势”是在红利之前出现的，红利是一个边际上的变化，“离心趋势”的背景是引发大家关注更前期的条件，所以不是背景去改变红利，而是红利改变这个背景。

疫情初期，美国和欧洲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发现本国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国内没有办法生产呼吸机、防疫相关产品，于是认为首先要推动医药的回流，这种回流很快也会扩展到其他类似行业。

他们希望能够把中国封锁在一些比较低端的环节，在相对高技术的产业链中像半导体、清洁能源等，他们想挑战、压制中国的发展，或者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状态比红利出现得更早，也引发了大家的担忧。

此前大家认为我国的高端产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会面临压力，而我国的低端产业会面临被分流的风险，这次欧洲制造业的转移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边际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整理/孙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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