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根据数据，在华投资的欧洲四个国家（德法英荷），过去四年的平均投资占到总额的87%，其中德国占比高达46%。德国大企业（大众、戴姆勒）一如既往拥抱中国市场，但是中小企业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这反映了欧洲制造业转移的哪些趋势和特点？

郭微微：过去几年，外资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集中度提升，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也是集中度提升。

今年没法看到更细一点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年度的，没有季度和月度，但也能想象到像巴斯夫、大众、宝马这些企业的一些投资加速动作，中小企业可能确实是会出现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现在整体的疫情政策不那么宽松，大企业投资中国的进程早，有相应的投资基础和事业部，可以开展正常的投资运转，但一些中小企业客观上没办法来实地考察，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和规划，因此投资脚步肯定有所放缓。如果抛开管控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对华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另外，欧洲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等。大企业对政策的理解比较灵活，不太容易受到这方面影响，而中小企业如果面对一些相对负面的政策，比较容易改变决策，它们确实会担心相应风险，所以集中度提升会是欧洲制造业转移的趋势。

观察者网：除了集中度提升之外，在行业分类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郭微微：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竞争优势，一个跨国企业决定自己的产能往哪里布局，一定首先考虑投资的性价比和生产的稳定性。如果产品对生产稳定性要求不那么高、对运费比较敏感，对能源价格不敏感，在中国工业基础相对来讲偏弱一些，这些产业可能不太容易往中国转移。如果产业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同时对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对运费不敏感，那它可能就会考虑转移到中国市场，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工业基础能不能承接这部分产能。这样的话，出口订单的转移是第一步，产能的转移是第二步。

产能的转移会跟在订单的转移之后，因为订单的转移已经说明了我们具有这部分竞争的优势，跨国企业意识到之后，就会对产能布局做相应优化。其实这个结论比较明显了，制造业的转移既然会紧跟订单的转移，我们看到出口订单提升比较多的一些行业，就会迎来比较好的红利机会，还是会落脚在化工、电气、机械、汽车及零部件这些方面。

我们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一些行业，比如光伏、风电、新能源车，以及逐步积累优势的化工、电气、机械，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越南上百万工人逃离工厂 全球产业链遭重创。图源：视觉中国

·中国能够应对产业链的“上挤下压”

观察者网：不过，欧洲往中国的转移恐怕也不是一帆风顺。最近，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德国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依赖性”，限制中德投资（双向），减少担保等等；德国政府的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住企业的投资，两者的博弈应怎来看待？

郭微微：原先大家只是担心负面因素，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变量，出现了一个正面因素，就像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就已经在逐渐转移了。我们国家主要还是从低端加工业向高端的研发和制造产业升级，可能有一些低端的产业就会去往东南亚或印度转移，因为那边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廉。

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没有停止，而是在加速重构。和疫情之前相比，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变化。一方面，早期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布局，更多追求低成本、高效生产，追求性价比。这种产业布局在疫情中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未来跨国企业在布局产业链时，会对安全和稳定赋予更高的权重，之前人们可能并不觉得生产会出现中断，但是这三年也给了全球企业一个深刻的教训。

另一个差异在于，疫情并没有解决原本存在的问题，西方国家有内部矛盾外部化的动机，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政治因素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样来看，我国的产业链存在较大挑战，可以概括为“上挤下压”的双重压力。大家会比较担心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经历奥密克戎后快速复工复产，会不会凭借其成本优势继续分流我国的订单，也比较担心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动作，美国会出台一些包括半导体、医药、清洁能源制造业的鼓励政策，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德国也表态将制定一些政策，希望企业不要对中国的依赖度那么强。

我国在这次产业链重构中，高端的产业原本会迎来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低端的产业也会迎来被印度和东南亚分流的风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这次的能源危机给了我们新一波红利，这波红利就来源于我国相对低廉的能源成本和稳定性高的生产。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依旧具有相应优势，甚至在疫情后优势进一步提升。这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机遇，有希望逐渐从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