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极为重视

新之：说得非常有触动。您刚才提到战争可以分为军事行为与非军事行为，这让我想到电影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反派角色伊藤秀夫有一句台词是：“真好啊，战争结束之后我也想去拍电影。”关注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知道，这句台词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导演，在成为导演之前，就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

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未必需要每个人都扛起枪，也不必幻想穿越回那个年代才能为正义贡献力量。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包括所从事的文化工作、参与的舆论活动，都可以为这样的正义事业作出贡献。

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众看这部电影时的深刻感受。尤其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媒体人，看到申奥导演在路演中的表达，确实能感受到他们这一代85后导演的不同之处——他们敢于鲜明地提出“舆论战”这一概念。这部电影的优秀，不仅在于艺术表现，更在于这一代新锐导演所展现出的文艺思想与文化自觉，令人敬佩。

接下来，我们想请两位老师从专业角度做一些解读。首先想请教龚老师，您专门研究东京审判。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从1946年到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漫长而细致的审判。请问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定性的？另外，电影结尾部分呈现的战犯审判并不是在东京，而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当时国民政府也组织了审判，对部分首要战犯进行了惩处，但同时也有许多人被轻判甚至逃脱了惩罚。能否请您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Wikipedia

龚志伟：各位晚上好。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从东京审判开始的，可以说采取了一种“倒叙”的视角——从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束，返回到1931至1945年战争本身的过程。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件的证据组织实际上是由中美两国检察官合作完成的，他们共同在中国开展了取证工作。

大约在1946年三四月份，中国检察官陪同美国的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由11个国家派出检察官组成团队，其中美国担任唯一首席，其余均为副检察官——来到中国，主要在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他们带走了十几位南京暴行的亲历者或受害者，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到了1946年7月，当时法庭开庭才两个多月。原本南京暴行并非那么早进入审理阶段，但由于这些证人滞留东京期间生活出现困难、急需回国，流程被提前了，中美检察官于是在法庭上进行了举证。可以说，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是极为重视的。

最终，28名被告中有三人未获判决：一人被鉴定为精神病——是否属实仍有疑问，另两人则在长达两年半（共30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死亡。其余25名被告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松井石根——电影中演员的形象与他本人略有差异，但片中那张坐在沙发上的照片，确实有真实原型。

松井石根当时是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该部队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由派往上海的日军编成，最初称上海派遣军，后改称中支那方面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中方面军。不过当时“中支那”主要指上海、南京一带的核心区域，并非现在湖南、湖北等华中的广义概念。松井最终被判死刑。

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另一位是因南京大屠杀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人物，是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电影中有一个坐在汽车内、面对西方抗议者的角色，从形象上看很像近卫文麿，不确定是否以他为原型。广田是七名死刑犯中唯一的文官，也是整个审判中争议最大的一人：他没有军队背景，却被判死刑，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身为外务大臣，对南京发生的情况知情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也未在内阁中予以制止。最终判决是以6比5的微弱票数决定对其执行死刑。

所以回过头看，不管东京审判是否由美国主导，它对南京大屠杀的认定是非常严肃的。电影中还呈现了1947年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的场景，这是战后国民政府设立的十个审判法庭中规格最高的一个，因其位于首都。片中出现的“百人斩”竞赛参与者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电影中只称其姓氏——是中下级军官，战败回国后一度隐匿，后来是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先生——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亲历者，2020年9月去世，当年仅20多岁——在报纸中发现相关报道，最终两人被引渡至中国，在南京审判后被枪决。

影片中使用的正是南京法庭的庭审场景。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是战后同盟国处理南京大屠杀案的两个最重要司法机构。南京法庭判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指的是平民与被俘士兵——不包括交战中的军人；而东京审判认定的数字是20万人。我们如今常用的30万这一数字，正是源自国防部南京法庭的判决。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并非无人知晓的小众话题

新之：您刚才详细介绍了两个法庭对战犯的审判细节。我们知道，随着冷战很快开始，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与欧美国家从二战时的敌对方变成了冷战中的盟友。在此后几十年里，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其中也包括不少右翼学者。

同时，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对这场暴行的认知和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能否请您从学者的角度谈一谈，过去几十年里，中日的学术界，尤其是与日本右翼学者之间，是如何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进行交锋的？

龚志伟：谢谢主持人。实际上除了交锋之外，中日学界之间也有不少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待。南京大屠杀在当时其实是掩盖不住的。就像电影中所呈现的，日军当时确实试图封锁消息，还下令要求回国官兵严格保密，但事实上并没能封锁住。很多报道在当时就已经流传出来，也正因如此，战争一结束，审判程序才得以迅速启动。

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大约始于6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等人组织开展调查与研究，出版了一本内部发行的著作，一般图书馆可能已经找不到。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学界也开始了相关研究。战后日本文科领域，尤其是在8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左翼学者——其中很多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流。从洞富雄先生开始，日本在60年代出版了题为《南京大虐杀》的著作，开启了本国的相关研究。此后六十年间，中日两国学者不断推进该课题。对中国大陆学界而言，9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

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的学界大致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左翼学者早期使用“南京大虐杀”或“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名称，与中方一致，但后来逐渐转向使用较为中性的“南京事件”。单从名称上看，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战争的残暴性和非法性，但并不是所有使用这一称谓的日本学者都属于右翼。反过来看，所谓的右翼学者其实也并不代表日本学界的主流。许多右翼论述发表在《诸君》这类非学术性刊物上，内容往往缺乏理性，也不值得认真看待。

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并非无人知晓的小众话题。事实上，大多数日本民众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普遍心态是“知道却不愿多提”。包括对于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很多普通日本人也清楚侵华战争无疑具有侵略属性——无论左右翼，这一点基本是共识，而太平洋战争则存在更多不同解释。所以并不是日本人完全不知道，只是不愿主动触及。在当今日本政界，南京大屠杀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比如日本首相石破茂在815昭和天皇所谓“玉音放送”纪念日提到战争创伤，但并未明确承认战争责任。近年来日本政界——这里主要指内阁和天皇——出现一种策略性变化，即刻意强调战争带来的伤痛、表达哀悼，借此回避了战争责任的追究。

他们不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创伤，不提为什么原子弹会落下——去年原爆纪念馆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从不追问导致原子弹爆炸的原因。这是一种话术策略，因为作为官方，若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或731部队的暴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石破茂只说“某些证据不一定真实”，而不敢说“事实不存在”。这种迂回和含蓄，也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