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或日本相比，之所以将耕地的外延式扩大，而不是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作为重点，其最大原因在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与中国江南或日本不同，在实施“灌溉移植型”稻作中最重要的作业，即插秧时期，朝鲜的条件很难确保稳定的水源供给。因而朝鲜没有走向大规模投资水利设施的方向，而是选择了另一方向，即开发水源供给不稳定的条件下可能实行的稻作技术。最具象征性的是朝鲜时代以后，稻作方面干田直播技术或旱苗床技术高度发达，这两种技术都是为插秧时期防范发生水源供给困难而开发的。

干田直播或旱苗床的稻作栽培技术从渊源上说，其实属于“华北型直播周边区”稻作的谱系，但因伴有依赖人力的高度集约的中耕除草，其集约程度又与“灌溉移植型”稻作相当。随着干田直播、旱苗床技术的开发，即使在水利条件恶劣的地方，耕地的扩大也成为可能。可见，朝鲜稻作在朝鲜时期的发展朝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山间平地地带“灌溉移植性”稻作的普及，另一个则是冲积平原地带“华北型直播周边区”稻作的比例较大，因此可以说基本上是和中国、日本沿着同一方向发展的。

（四）小农社会的形成

东亚的小农社会，就是在上述人口急速增长和农业技术变革这两大前提条件下才得以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在任何一个地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我认为中国是在明代前期，朝鲜、日本则在17世纪左右基本完成了小农社会的转变。我曾在前面指出东亚小农社会具有两大特征，即政治统治阶层大规模直营地的不存在以及独立小经营农民阶层的普遍存在，这里我将对这些特征的形成经过，还有以上特征又赋予作为小农社会的东亚社会构造怎样的特征进行探讨。

耕地大开发作为小农社会形成的前提，其主要推进阶层分别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朝鲜的两班阶层、日本的武士阶层，这些阶层都属于统治阶层。而且上述阶层在开发初期，不仅推进了开发本身，而且很多时候使用了从属劳动力来进行大规模的直营地经营。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阶层自己就是农业经营的主体；朝鲜前期的在地两班阶层拥有大量奴婢，也亲自指挥农业经营。

但是当开发进行到一定阶段、农业发展向集约化方向进行时，这一阶层便逐渐从农业经营中分离出来。其原因在于为了实现集约化，与使用从属劳动力开展大规模的直营地经营的方式相比，将土地租借给佃农经营并从中收取地租的方式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更具有优势。

16世纪末的两班吴希文著有日记《琐尾录》。居住在首尔的吴希文在朝鲜南部地区旅行期间，恰逢壬辰战争爆发，无法回到首尔，不得不开始了长达10年的避难生活。吴希文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避难生活期间每天发生的事情，这些成为具体展现当时两班生活原貌、具有深远意义的史料。日记中常有吴氏监督奴婢在其所有土地上进行农作的相关记述，其中有吴氏频频责备奴婢之怠惰的情景，从中可以窥见使用奴婢经营农业的效率之低下。韩国在17世纪以后使用奴婢的两班直营地迅速减少，这是伴随集约化进展而产生的现象。

随着政治统治阶层的直营地经营的衰退，之前为了直营地经营所使用的劳动力，即非独立的农民阶层也随之渐渐消灭。这一问题在日本所谓“太阁检地”的论证中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众所周知，中世纪日本广泛存在的下人、所从、雇佣人等非独立的农民阶层在近代以后基本消失。

中国在宋代以后，也发生了与日本、朝鲜同样的现象，即自耕农或佃农占据了农民的多数。在著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中已显示体系性完成的古代华北的农业，虽然是伴随着精细中耕除草的集约型农业，但由于大量畜力和相应人员协作的需要、最佳经营面积等原因，无法仅仅依靠家庭劳动力得以维持，从属性劳动力的存在进而成为其必要条件。这一华北农业的形态自宋代以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近代以后的华北农业仍旧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从这一点看，华北和江南地区与朝鲜、日本相比是异质性的，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难以被视为小农社会的一面。

《齐民要术译注》作者：贾思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综上所述，东亚小农社会首先经过了人口和耕地并行增长的阶段，耕地增长稳定后继而进入了追求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的集约化阶段，小农社会才得以形成。而小农社会的形成不仅带来了农业形态或农村构造的变化，也给社会构造或国家统治形态带来了重大变化。在社会构造和国家统治形态上，我想指出以下两个值得瞩目的特征：一个特征是政治统治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另一个特征是民众的均质化。

首先就第一个特征而言，在小农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统治阶层不再从事直营地的经营，而且也丧失了对特定地区的领域性统治权。在很多情况下，前近代农业社会中的政治统治权和领域性统治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层、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的柴明达尔阶层（zamindar），但东亚小农社会中的政治统治阶层则不具有任何领域性统治权。

这在中国的士大夫和朝鲜的两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虽然在科举及第后被编入政治统治阶层，但绝不会被授予一定的领地。他们比一般农民往往拥有更大规模的土地，但其土地所有权与一般农民对自己所有土地的权利是同质性的，原则上没有作为政治统治阶层的特权。日本近代武士与此有所不同，但与中世纪武士相比，除了大名及其高级家臣旗本等极小部分的上层部分，大多数武士仅仅是靠俸给生活，并不拥有自己的领地。而且即使是大名或旗本，从转封或改易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领地的统治权是相当脆弱的，存在领地、领民受公权力委托的观念。

前文已述，朱子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统治，对领域性的分割统治体制持全然否定态度，这样的朱子学政治思想和上述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形态是融为一体的。近代的日本，朱子学作为政治统治的理念能够被接受（即便这一接受并不完整），是因为其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世纪的分权体制，故对中世纪体制的全盘或者哪怕是部分的接受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社会构造和国家统治形态的另一个特征，即民众的均质化，农村中，小经营农民的普遍存在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当然农民之间从来就存在贫富差异，如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基本上可视作经济关系，人格上的统治、隶属关系则是次要的，而且贫富差异是极富流动性的，经过二三百年仍然能够维持财富的阶层反倒是例外。近代日本的武士阶层原则上不允许居住在农村，庄屋等承担基层行政任务的人在身份上也是农民。中国的士大夫和韩国的两班也居住在农村地区，但这不是生而得之的身份，农民也有向上流动成为士大夫或两班的可能性，只不过这样的上升通道十分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