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与边疆民族践行大一统传统的再阐释

针对国际舆论中有关蒙古族源的各类错误论述，必须用扎实的历史事实正本清源。比如，元朝与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蒙古族非中国论”的有力驳斥。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深知“帝中国，当行中国事”。这一原则直接推翻了西方学界提出的所谓“蒙古族与中国传统无关”的谬论。忽必烈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建立从上都连接各地的驿站网络，将蒙古草原纳入全国交通体系。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诏编撰《元一统志》，其目的是“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是大一统国家建设的标志性行为。忽必烈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进一步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正如明代朱元璋所做出的评价：“华夷儒风竞起”，“半去胡俗，半用华仪”。这彻底否定了西方学界提出的“蒙古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对立”等错误观点。

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

清朝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康熙帝编纂《大清一统志》时指出：“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渠以修政教”。清朝编修《大清一统志》延续了元、明两朝编纂一统志的传统，这是清朝践行大一统的体现。雍正帝更明确提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观点，打破了传统的华夷界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也认为：“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身……中国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蒙古族源的争论绝非简单的学术争议，而是深刻关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大议题。在西方持续推进对华意识形态围堵的背景下，对于历史阐释的话语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一些反华势力试图通过遮蔽甚至歪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逻辑与话语体系，在文化上干扰甚至是破坏我国的发展。因此，积极回应此类错误论述，不仅是为了澄清历史真相，更是为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近代以来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进行的想象建构，而是千万年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史前人群及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诸多民族，与中原地区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紧密民族关系，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共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元朝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以“大一统”的政治智慧将不同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为现代中国的疆域格局和民族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实践更是对错误论调的最有力驳斥。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与交融，并在国家危难之际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涌现出一大批献身革命的蒙古族优秀儿女，尤其是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例如内蒙古早期共产党人多松年、李裕智，英勇抗日的贾力更、高凤英，以及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乌兰夫同志等等。

图为1947年5月1日，当选的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委员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上宣誓就职资料照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成立，成为我国早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自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尤其是西方学界围绕我国北方地区历史上跨境民族议题所进行的严重曲解与误导，我们既要具备以扎实学术成果正本清源的能力，也要拥有以历史自信引领话语的魄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义之一，在于认识到我们共享一段共同的历史、一个共同的未来。只有从历史纵深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在时代变迁中坚定方向，才能有效驳斥一切分裂国家的错误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坚实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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