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1：3.89亿注册资本去哪了

除上述质疑之外，乐视还告诉观察者网，熊猫家电曾以“需配合向上游屏厂（即其兄弟公司成都熊猫）索赔”为由，要求乐视提供单据、报告，并承诺取得赔偿后支付售后垫付款。但熊猫家电起诉上游屏厂成都熊猫并获600余万元赔偿后，却以“财务法务审核中”“付款流程中”为由拖延，最终未将该款项用于支付乐视垫付的售后费用。同时，熊猫家电东莞分公司成品返修速度缓慢，大量坏机堆积，直至后期以“关闭工厂”为由要求乐视拉走返修机，否则限期处置。

观察者网查阅公开信息获悉，熊猫家电与成都熊猫之间在2021年12月-2022年4月的确曾因“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发生诉讼关系，但最终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判处的赔偿金额是否为600余万元并未查实。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三次判决文书，熊猫家电并未将这笔补偿款如约转交给乐视。

此外，熊猫家电2009年成立时注册资本3亿元，2021年增资至3.89亿元。乐视质疑称，若3.89亿元注册资本未足额到位，将损害所有债权人利益，需给出明确说法并交由司法机关核查。

按乐视测算，若中电熊猫家电注册资本足额到位，即便每年亏损3000万元，需连续亏损13年才会资不抵债；若按破产清算常见的200%资产负债率计算，年均亏损需达4863万元。

而天眼查信息显示，熊猫家电历次注册资本均为当天实缴。

截至目前，熊猫家电及其关联公司，均未就公开信内容及破产清算进展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在诉讼中，熊猫家电的核心抗辩理由集中于“屏幕系乐视指定”“维修费不真实”“取消订单存在损失”等，但均未被法院采信。

作为央企子公司，按照正常逻辑，熊猫家电诸如与兄弟公司或上级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停工厂、自身更名、被兄弟公司申请破产等操作均需上级单位中电熊猫集团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甚至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同意才能进行，且注册资本是否实缴，其直接控股单位熊猫集团最为清楚。

因此，观察者网通过多方渠道向中电熊猫集团求证，试图解开上述疑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应。

谜团2：关联交易是否必要、公允

如果注册资本均为实缴，熊猫家电的钱去哪了？这是个很容易想到的问题，答案想必也呼之欲出。

乐视猜测，企业可能涉嫌通过关联交易非法转移资产，而转移资产的猜测对象，其上市兄弟公司南京熊猫首当其冲，“因为只有它披露报表，关联交易有迹可循，其他关联对象的交易更多，只是无从查起。南京熊猫与熊猫家电是否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交易是否必要、交易价格是否公允，为何在欠下巨额债务的前提下仍优先给南京熊猫足额交付货款……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观察者网查阅南京熊猫历年财报发现，熊猫家电虽不属于其合并范围，但在“临时公告未披露关联交易”一栏确实经常出现其身影，熊猫家电与南京熊猫之间长期保持互相提供劳务、互相采购商品等关系和交易，同时南京熊猫长期向熊猫家电出租厂房和提供商标使用权。

单项交易最多的时候是2019年，南京熊猫向熊猫家电出售了458.9万元商品；其次是2020年，前者接受后者提供的劳务约378.76万元。

粗略计算，仅2019年-2021年三年间，双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就达到数千万元，2022年之后才急速下降。但未结算的应收款、计提的坏账损失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知道，2022年中期开始，熊猫家电已经到了关停工厂境地，财务方面理应捉襟见肘才对。

而巧合的是，2021年，其还向上市公司支付了价值502.48万元的“应收款项融资”。在会计准则中，“应收款项融资”通常为高信用等级的银行承兑汇票或已做无追索权保理的应收账款，由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可随时拿来变现。

另一方面，公开资料显示，上市公司南京熊猫的主营业务为智慧交通（自动闸机+售票机等系统）和电子制造服务（即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电源产品等代工），而熊猫家电主要为电视品牌提供代工服务，从这方面来看，两家公司之间理应交集甚少。

除关联交易之外，两家企业高管也经常互相兼任。如上市公司非执行董事邓伟明（2010年-2024年），同期还担任熊猫家电总经理和熊猫集团副总经理等要职；再如上市公司非职工监事傅园园（2020年至今），同期担任熊猫家电监事会主席和股东方中电熊猫审计部主任等要职，足见两家兄弟公司之间过从甚密。

据此疑问，观察者网联络南京熊猫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与熊猫家电仅有极少数业务往来，除此之外并无关系，有问题请联系中电熊猫集团。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必要、价格是否公允等疑问，观察者网进一步通过邮件和财报披露的董秘办电话联络南京熊猫，邮件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应，电话则显示为“空号”。

眼见讨债无望，乐视表示，在多次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诉和抗议无果之后，“早已不抱回收希望”，但希望中小民企维权困境能够引发更多关注。

有头部家电企业高管向观察者网表示，如今行业内卷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类似纠纷并不少见，因此这场纠纷绝不仅是两家企业的个案，更折射出中小民企与大型国企合作中的维权困境：当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即便法院判决民企胜诉，若对方执意通过“合法”途径逃避执行，民企仍难以避免“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尴尬局面。

同时，上述人士认为，类似事件也对企业商业信用提出警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品牌信用的积累非一日之功。若乐视的指控和质疑为真，最终将对整个产业生态的健康与活力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