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劳动关系，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

近两年，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依然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关于灵活用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提出，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首先要能依法认定他们的身份。

在皮剑龙调研的样本中，仅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了劳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皮剑龙指出，当前，平台企业以及各类采用灵活用工的“巨头”具有一定垄断性。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三难”，即很难与平台企业或者外包公司进行平等协商，很难与它们平等对抗，很难去争取合法权利。

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这种方式让这些劳动者常常处于缺失社保的境地。

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外包公司会通过异地缴纳社保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或通过低价“折现”的方式引导从业者放弃社保。事实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到手的钱多一点就行”。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

庞大的群体数量，灵活性的劳工特点以及与平台之间法律关系认定的模糊性，都给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了挑战。

“只有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才发现维权有多难。”柴闪闪发现，在这个领域，“一包了之”“层层分包”或者“层层转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导致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被层层“扒皮”，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也“不知道该找谁负责”。

事实上，企业是保障新形态就业者劳动权益的主要参与者，今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从平台和企业方面强调了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

柴闪闪提出对灵活用工模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升从业者就业质量的建议，办法就包括健全劳务外包法规、畅通维权渠道、强化监管责任等。

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维权难，柴闪闪建议，提高经营外包业务类公司的行业市场准入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分类从严完善外包类人力资源公司的企业行政许可；同时明确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三分关系下”各方的职责，建议明确采用外包类灵活用工发包方的不完全劳动关系责任，对于外包及多层转包带来的纠纷责任方无法有效履偿时，由源头发包方兜底后再对过错方追偿。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指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低，跟通过劳动服务公司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低有关。

“现在我们的社保参保平台对于企业职工参保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是对于劳动服务公司灵活用工，管理就没有很严格和完善。”李东生说道。当管理不严格时，劳动服务公司为了眼下的经济效益，容易钻空子，有的灵活就业人员与劳动服务公司签的合同里，就没有约定缴纳社保的条款，而对于企业用工，替员工缴纳社保已经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

李东生认为，要用制度去堵上劳动服务公司钻的空子：“以后的社保管理就要有明确规定，劳动服务公司用工合同哪些条款是必须有的，是法定义务，就像企业用工一样。”

全国人大代表李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行业监管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要把维护责任区内劳动者权益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特别是要加强社保属地化缴纳的落实，引导发包单位自觉维护外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经营外包业务类的公司，提高其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保障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的成果在不断进步，政府和企业对新形态就业者的劳动保障已有行动。

今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再次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曹操、达达、闪送、货拉拉、满帮、到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11家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开展行政指导。

会议强调，平台企业要全面准确理解政策要求，加大对用工合作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监督力度，持续完善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健全企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