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AI精确战折射出美军渴望一击制胜背后的深层焦虑：“当AI科技能够被毫无迟疑地转化为强大的杀伤能力时，应当如何对其加以约束？”这一问题贯穿技术发展、军事运用与政治伦理。

新技术在诞生之初，往往容易引发人们的疑虑、敏感乃至过度期待等复杂情绪。AI科技在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能力、使人类变得更为强大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风险，让人类置身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脆弱境地。科技进步始终伴随着利弊两面，文明的进步则取决于科技如何回应和化解由此引发的道德争论。

几乎所有政治家、学者和军人，都对AI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AI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为人类带来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便利，却并未被赋予人类的温情与正义，反而可能表现出冷酷与疏离。这使人们难以准确判断，在AI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中，哪些被高估了，哪些被低估了，又有哪些被忽视了。

AI科技体现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促使人的心理与生理能力不断延伸，增强其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由此，在人机关系中，通常将AI系统的运用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人在回路之中”“人在回路之上”“人在回路之外”。这里的“回路”，指的是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的循环。

从本质上看，AI科技是在人类输入数据后，通过算法探索和模型训练形成的物化结果，它能够模拟人类由客观思维生成主观判断的过程，但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和决策意识。因此，人机关系的3种模式类型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类愿意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机器什么样的权力与责任”。

AI科技的持续进步，代表着人类智力水平与制造工艺的升级与跃迁，这正是人类文明阶梯式发展的动力来源。当AI科技（如机器人）无限接近人类的高级学习能力时，其行为也可能呈现出与人类相似的复杂性：既可能遵守规则，也可能突破规则；既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

比如，2026年年底即将量产的Optimus机器人，如果运用到军事领域，甚至可以在某个商业博览会上获取某个地区的地理数据与社会数据。在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自然界和受生命道义约束的人类社会中，这种被人类或“自我”滥用的风险就会显现。

AI科技的数据直接或间接反映着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可能被用于非法窥探，甚至成为“非法窥探者”本身。一旦公民隐私或国家秘密遭到侵犯，生命、财产、信息、机构和设施等正常权益要素都可能受到连锁伤害。

AI武器系统已经显露出一个明显趋势：在某些方面，其反应速度、决策效率和杀伤果断性正逐渐超过人的能力。虽然传统武器同样危险，但其使用仍依赖于具有风险意识和理性判断的人；而AI武器系统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独立思考”，甚至摆脱人的直接控制，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当危机态势出现微妙变化时，例如政治领导人试图通过升级威慑以掩盖缓和意图，或有意通过拖延处理争取妥协空间，AI武器系统并不具备理解和运用人类特有博弈艺术的能力。它更可能生硬地遵循由历史经验固化而成的“危机—战争”行为逻辑，从而放大误判风险。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关于未来战争形态的高风险辩论中，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分道扬镳。 AP，Reuters

全球AI精确战将贯穿从小规模地区危机与冲突，到地区性局部战争，再到关键敏感区域冲突乃至全球性战争等不同规模与强度的军事行动，并需要与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手段灵活配合。这一作战方式必须依托美国既有的全球军力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是相对独立且完整的战略攻防力量体系，即部署于太空、天空、海洋和陆地的“四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与反导系统。

二是保持高度灵活性的全球军事同盟与合作体系，即在全球范围内若干关键地区，通过军事同盟或军事合作形式维持前沿存在，形成对危机的威慑态势。

三是依托本土与海外基地的战争动员和力量投送体系，即当地区性危机恶化、扩散并可能失控时，实施全球机动与打击行动，以争取战争胜利并稳定整体态势。

美国本土与海外基地设施面临的威胁程度趋于同质化，这决定了美军全球AI精确战的政治目的不仅在于应对现实对手，更在于塑造全球态势，以及遏制地区性军力体系的崛起。

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难以容忍地区霸权的出现。地区性大国军队普遍具备利用远程精确火力与远程投送力量，在周边地区获取战略主动权的能力。如果美国仅在这些大国所在地区与其展开军事博弈，那么用于维持前沿存在的AI武器系统及其基地，将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因此，美军全球AI精确战所依托的全球军力体系，将以全球认知空间和AI感知行动为基础，灵活运用分散部署于太空、网络和地表等战场空间的AI武器系统，实施多样化威慑行动。例如，封锁关键海上航道、瘫痪对手指挥控制或通信系统，或实施“来去自由”的空天威慑行动等。通过多种威慑方式的灵活组合，使对手无法明确判断可能遭受的报复，从而在不确定性中选择退却。

在这一体系下，美军的任何AI武器系统及其构成的作战力量，均可成为威慑手段。它们既可能是最新型部队或作战平台，也可能是传统甚至较为老旧的力量单元；它们可以自由组合，实施不同强度和规模的威慑行动，以灵活掌控局势走向。

同时，全球AI精确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基地依赖的限制，使作战行动更加持久，也更难被对手准确识别其行动征兆。美军可以针对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即便不在发生危机的地区直接行动，也可在其他区域采取行动，对相关方形成牵制与影响。如果危机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美军还可在更多地点、以更大规模和可控强度，持续实施威慑行动。

美军所具备的多层次威慑能力和攻防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除了大国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消除所有威胁。全球AI精确战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控制危机、威慑全面战争，其弱点则在于过度依赖全球性军力体系，容易忽视美国自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承受能力，进而忽略其能力短板，最终被对手利用。

全球性军力体系更适用于信息环境相对公开、透明的博弈。然而，地区性对手往往具备采取隐蔽行动的能力，能够针对美军体系中的相对脆弱环节实施制约，最终使美军陷入四处灭火的疲态。

此外，过度依赖全球AI精确战，容易使美军忽视现实中仍然迫切需要的传统作战方式。例如，在山区或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区，美军面临的实际危险往往源于缺乏防弹衣、头盔和反装甲火力等基础装备；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急需的往往是传统护卫舰，而非高度先进的核潜艇。

将全球AI精确战视为“包打天下”的手段，本身即构成美军的一个战略弱点。如果不加选择地将其用于应对所有国家安全问题，最终可能导致军力无限扩张，超出美国财政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和民众生活的承受极限。

窦国庆：《影子博弈：AI重构权力与安全》，中信出版社202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