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婚的案例

这篇文章来源于本文的第三作者陈莎莎2014年开始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对阴婚的田野调查。我们没有在此写民族志，阴婚在法律和道德的地位模糊，而它的文化不可渗透性让民族志田野作业无法开展。因为阴婚的参与者对好管闲事的人类学家守口如瓶，所以我们都没有目睹阴婚婚礼的现场。但好在陈莎莎来自一个河北省广宗县的村子里。她听说有邻居参加阴婚婚礼，于是2016年十月回家的时候采访了那些邻居。我们的文章建立于她的采访之上。

陈莎莎一共记录了5个案例，然后我们选取了3个最有趣的，在这里讨论。在第一个案例中，知情人的妹妹在2010年死于癌症，死的时候才16岁。就在她去世的2天后，邻村的一对父母就来到她家商量婚事—他们的儿子高中学历，车祸去世的时候才20岁。知情人同意了这桩婚事，因为未婚的妹妹不能被葬在祖先的旁边。他也很怕妹妹的尸体被偷走。新郎的家人给了知情人4000元彩礼，意思意思，3天之后就把妹妹娶走了。整场阴婚仪式用了1天的时间。知情人和他的亲戚把“新娘”放在铺了节庆红布的棺材里。与“新郎”的家人一起庆祝婚礼、举办酒席。酒席过后，他们等了超过1小时，直到他们被告知要去葬礼上哭丧。知情人说道：

这次婚礼比普通婚礼简单得多。我们不需要有常规的步骤，比如纳采(正式求婚)、纳吉(八字合婚)和纳征(给陪嫁）。“新郎”方准备了婚礼和葬礼需要的所有东西，我们只需要买一些葬礼上烧的衣服就行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祖母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同村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男性。这个孙女在20岁的时候白血病去世了，而她的“新郎”则29岁车祸去世。这场婚礼在2006年举办。娘家人回忆到：

那时这个男人已经去世2年了，但他的家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直到我女儿去世。她在去世后3天就出嫁了。我不觉得他们“买”了她，因为他们只给了我几千元。“新郎”一方准备了所有物品和棺材。我们有些人过去了，然后吃了酒席。我们吃了东西，喝了酒，放鞭炮，有红布。那就是个节日。餐后我们举办婚礼，用他们的照片来代表他们。我们饭后就回家了。2个小时后，男方派人来告诉我们要去葬礼了。我们跟着去了，一直哭，直到棺材下去(地底下)。

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受访者说到了2015年一场她的邻居为父亲举办的婚礼。这位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72岁去世的时候，已经离婚了。而“新娘”是一位35岁、未受过教育的、病逝的家庭主妇，来自河北邯郸市。这位邻居一直想要为自己去世的父亲娶一个新的妻子，于是他的同学就通过第三方帮助他，筹得7万元。这位受访者对“新娘”的家庭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阴婚仪式，她说：

老人教书教了一辈子，但跟妻子关系很糟糕。他们20年前离婚后，她只偶尔回来一下，就完全抛弃他了。她和儿子(即邻居)还有联系，但这个儿子也很不孝顺。他没有在父亲生前好好照顾他。我想他搞阴婚就是想尽孝道吧。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花了很多钱。

这些案例让我们了解到关于阴婚的什么呢？首先，案例证实了报纸的报道，即阴婚这一习俗在现代的中国仍充满生气。要注意，第一个案例中的知情人把自己的妹妹“嫁”出去，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偷尸体。

其次，阴婚与在世的人的婚礼极其相似，阴婚没有婚礼举办前繁琐的做媒仪式，但“新郎”的家人依然提供彩礼、准备婚礼和其后葬礼所需的物品。阴婚的“新郎”跟在世的新郎一样，通常比“新娘”年长、教育程度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人们对婚姻遮遮掩掩的态度，意味着只有近亲才能参加阴婚婚礼。

而且，阴婚似乎在低学历人群中更常见，尽管本文的观察主要建立于陈莎莎在农村的调查，也不影响我们的推断：受过高等教育能减低(却不能完全排除)与逝者进行婚娶的可能。

再者，当代阴婚延续了传统上认为逝者应该与宗族埋葬在一起的观念。历史上，人们认为孤坟会招致不祥，因为中国人认为灵魂在阴间也有社会需求，就像活着的人一样。正如我们早前所说的，阴婚可以安抚那些未婚早亡或者心愿未了的灵魂。通常，中国人都避免火葬尸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农村土地相对较多，土葬的费用大家都能承担。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身体的完整。对孤坟的禁忌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案例二中的女家长允准给自己的孙女配阴婚，但她可能想要让自己孙女的灵魂得到陪伴。案例三中对于合葬的偏好很明显——邻居给父亲“娶妻”，可以确保他的所有家族成员都体面地入土，而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挽回自己做“不孝子”而受损的名声。

最后，我们的案例研究证实了报纸对当代婚姻近来衍生出犯罪意味的报道，但大体上，阴婚依然是一项未被违法交易所玷污的风俗。我们怀疑案例三中的邻居也是买了偷来的“僵尸新娘”，因为他支付的费用高得夸张(对比起正常“新娘”家要的几千元彩礼，7万元太高了)，而且“新娘”的亲人明显都没有参加婚礼。

冥婚的逻辑

盗墓或杀人以获取尸体，贩卖成阴婚新娘，这都与国家希望展示一个现代的、开化社会形象的意愿严重相悖，也与尊敬祖先的普遍宗教传统相悖。阴婚是犯罪行为，在文化内涵上也非常落后，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对阴婚反常的容忍(甚至接受)呢？

首先，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种“历史的压缩”，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实践都在国家迅速的现代化中同时存在。国家曾强迫社会世俗化，而改革时代大众宗教的复兴则让鬼魂(与神明、恶魔与祖先一起)进入日常生活。这些鬼魂的当代性，恰好符合对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呼吁，即构想多元转折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中，多重过往被折叠到流动的、可逆的当下中，又与神的时间相毗连。正因如此，鬼魂才能躲避了单一的、普遍世俗化的历史时期的圈套。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缺乏普遍的伦理原则，也没有先验的法制一道德准则。中国的道德是特定化及相对的，而不是普适而绝对的。费孝通在讨论中国伦理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时候，清晰地阐述了这种状况。在评论中西道德差异的时候，他说道：

社会有不同形式的关系，是由不计其数的个人关系网交织而成的，而这个网络的每个节点上都有特定的伦理原则。于是，传统道德体系并不能产生一种综合的道德概念，体系中所有的价值标准都不能超越各异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系。

中国伦理和法律的扩张和契约的程度取决于特定的语境，以及人如何适应该语境。我听过一些朋友公开指责腐败，但他们自己的父亲从公家贪污时，他们不仅没有谴责自己的父亲，还为其行为正名。更有甚者，向自己的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就算他自己曾对别人谴责过腐败。当他们自己贪腐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从自己的“能干”上面找到慰藉。在这个以不同模式的关系为特点的社会里，这样的思想一点不自相矛盾。

费孝通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由多种不同关系组成的社会，这当中，每个关系之间都有特定的伦理原则。在这样的伦理的框架下，中国人认为，抽象的公家和法律体系与自己不相关，从个人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有些法律和规则甚至可能有悖伦常。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观察者立足于行为者的社会网络之内还是之外。

费孝通

在我们对阴婚的讨论中，这样的伦理框架，可以以孝道之名，为犯罪行为开脱。案例三中的邻居也许会觉得：“我买了偷来的尸体又怎样呢？我不用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如果我能给我去世的父亲娶个老婆，我在村民眼里就是好儿子了。这才是要紧的”。鉴于孝道，一些中国人甚至会同情办阴婚的人，就算他们自己避之而唯恐不及。案例三正是反映出这种态度。受访人批评自己的邻居虐待父亲，但她并不谴责邻居为父亲“娶”一个病死的尸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