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王家卫，曾是华语电影史上一个最响亮和神圣的符号，它承载了很多人对于香港、香港电影和华语文艺片的想象与情怀，但在一个信息透明、审美降级且热衷于解构权威的社会，“大导演王家卫”的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新潮观鱼】

王家卫“塌房”了吗？

这场风波源于六段私下录音的流出。10月31日，编剧“古二”（原名程骏年）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波《繁花》“剧本会录音”，因内含王家卫和编剧秦雯（《繁花》《我的前半生》《赘婿》《流金岁月》的署名编剧）私下议论游本昌、陈道明、唐嫣、倪妮、刘诗诗、金靖等演员的内容，瞬间引爆舆情。

当听到录音里的王家卫对合作伙伴言辞刻薄轻浮，很多人心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人设瞬间破灭。但对于早就熟知港圈旧事的人们来说，与其说是“墙倒众人推”，不如说这只是一场迟来的认知同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古二此前为期两年的编剧署名维权行动及9月曝光的录音均未激起多少水花，这一次靠着各位被蛐蛐的明星热度，瞬间霸榜热搜。公众对行业八卦的兴趣和窥私欲，远高于对知识产权纠葛的关注。

吃瓜群众没有一竿子打死王家卫过往的艺术成就，而是审视其中的“剥削”行为。这位开辟独特影像美学的文艺标杆，“不写剧本”“试图藏护照扣着演员”“让人一拍拍几年结果把人一剪没”的叙事，如今正面临“反噬”。

从开山立派的美学风格，到只能说“我喜欢”的审美霸权

在观众的记忆中，墨镜仿佛是王家卫的本体，不戴墨镜的他即使站在你我眼前，恐怕也没人能认得出，他的电影也和他的个人形象一样，神秘，极具个人特色。而他人设中的重要一环，就来源于他作为导演对“美”的绝对定义。

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艺术实验家，从执导的首部电影《旺角卡门》（1988）开始，他就把对生活的观察、感性的认知与眼光独到的摄影剪辑技术集于一体，用一部部四字片名的作品——《阿飞正传》《东邪西毒》《春光乍泄》《重庆森林》《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构成独属于王家卫的电影美学。

他把招牌的慢门（抽帧）与高速摄影（升格）用到极致，《重庆森林》里晃动的都市虚影与男男女女的迷离焦灼，《春光乍泄》里梁朝伟在异国街头宣泄的奔跑，《一代宗师》里被定格的雨滴和武术力道，都是影史的经典画面。

他善用小物件承载情感，《重庆森林》里的凤梨罐头，《春光乍泄》里有瀑布光影的灯，《花样年华》遗落、收藏、丢失和寻找的绣花拖鞋，紧紧贴着颈部线条的旗袍领子，每个道具和色彩搭配，每个千百次尝试后确定的运镜角度，每个恰到好处响起的配乐，给一代影迷带来了“文艺启蒙”。

还有贯穿他几乎所有作品的画外音，用非常具体的时间，非常清晰的记忆，定格场景的情绪和温度。一句句碎片化哲思台词，被一些影迷们奉为圭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八九十年代慷慨地赋予了他数不尽的缪斯，林青霞、张曼玉、张国荣、梁朝伟、刘德华、刘嘉玲、王菲、金城武……那是一茬茬风华绝代的灵感载体。在王家卫的黄金时代，他有本事调度这么多本身已是巨星的演员，在一次次的修剪中“逼”着他们催生了职业生涯最具神采的银幕瞬间，成就经典的同时帮助他们完成了从商业片大咖到影帝影后的“飞升”。这也让很多期待“飞升”的后来者心甘情愿地进入他的剧组，体验“王家卫式”拍摄。

那时的王家卫，不仅是导演，也是美丽的发现者和缔造者，和最终解释权拥有者。

他和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张叔平的黄金搭档，将这种审美深深镌刻在了中国电影史上，并通过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走向世界，一度成为亚洲和欧洲电影节的审美法典。被问到听过的中国导演，很多欧美观众会答出“王家卫”。

然而，近年来，王家卫的作品，虽然技法依旧纯熟，画面依旧精致，但故事中越来越难看到灵感的挥洒。他的才思不再如年轻时奔涌，仿佛陷入了“模仿”自己的困境。

自他以监制和编剧身份护航却口碑大跌的《摆渡人》后，王家卫就好像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墙。一边看似接受批评、欢迎各种评价，一边用“我喜欢”维护作品还发动半个娱乐圈为之站台。

这份曾经的个性，一点点滑向了引发公众逆反心理的“审美霸权”。现在回看那年“我喜欢”的转发区，仿佛一场大型“忠诚度”测试。

转发栏部分截图

更残酷的是，他面对的是一个被算法推荐、碎片化消费和网红审美重塑的世界。

当一个“顶级美商”的导演撞上了一个“审美降级”的时代，华语影视圈里的“俊男靓女”变得越来越稀有，取而代之的是气质模糊、修图后长相趋同的“颜值”。那种大银幕上需要的独特灵魂才能承载得起的“电影感”，越来越难寻觅。

于是，他靠每一次旧作重映拉回路人盘，让人们想起他曾经的创作才华，怀念那种将“美”作为最高哲学载体、近乎偏执的创作，以及超越时代的想象力。

他从不解释自己作品的“确切意义”，就像这次录音风波发酵至今，他都没有发过声一样，似乎只要不直接回答，最终解读权就在他手里，艺术作品可以，但录音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