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之下，日本学者对唐太宗的认识则要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与日本律令体制建立的框架内展开。

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其政治法律、国家制度和文化艺术对周边国家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唐太宗功不可没，日本遣唐使的第一次来华，即在贞观四年。

以法律为例，日本学者仁井田升说：“七世纪的唐律比十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卡罗林纳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可以同十七世纪德意志法典相媲美。”日本大化革新后，编定近江令、大宝律令，篇目大同于贞观令。桑原提到：“自余良朝至平安朝，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根据唐律。”

而关于唐太宗在日人心中的历史记忆，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一书则代表了一种声音。谷川对于李世民“智而不奸”的性情给予了浓厚的赞许笔墨。而在玄武门之变一节结束时，他认为真正的唐帝国时代，从现在开始了。尤其在李世民完成武功，成为“天可汗”之后。

谷川道雄跳出常规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视角，重点分析了“天子无私”的概念，又与其豪族共同体理论与日本学界对中世贵族“道义”的追寻相关联。

“另辟蹊径”的是气贺泽保规在讲谈社所出中国史之唐朝《绚烂的世界帝国》一书对唐太宗的讨论，虽然他同样将唐帝国纳入整个东亚史的研究范畴，但却对李世民和他所开创的盛世提出了质疑的声音，他认为这是《贞观政要》出于维系太宗明君政治形象的一种书写，怀疑太宗篡改了《起居注》以维护其圣君的历史地位。

他甚至认为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学问和文学素养等方面，唐太宗并不强于杨广，并通过比对发现太宗时期的人口和经济并不强于隋炀帝时期。此观点之提出也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

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这样一来， 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 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这也算是一种不同的史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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