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地缘焦虑加速的谈判

既然双方长期缺乏足够意愿，核心分歧也并未消解，为何最终能在此时达成协定？

核心原因在于国际环境变化给印欧同时带来了“被边缘化”的焦虑。

当前，美国对盟友关系的整体态度发生显著转向。对欧洲，特朗普指责其长期在贸易与安全上“占美国便宜”。对印度，其则直接冠以“关税之王”的标签并施加50%的关税压力。双方在共同面临美国单边施压的背景下，被动形成了利益交集——虽非天然经济伙伴，却因外部秩序收紧而被推向合作。

印欧自贸协定迅速引发美方反应。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随后公开表示对欧盟与印度达成自贸协定“非常失望”，批评欧洲将贸易利益置于战略承诺之上。该表态从侧面印证，印欧靠近已被置于更广泛的地缘博弈中审视。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完成谈判已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和现实防御性的必要选择。

路透社相关报道截图

对印度而言，其谈判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此前与英国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达成协议，降低了印度的心理门槛，使其以更务实的态度重返与欧盟的谈判桌。更重要的是，2024年以来印度外贸环境显著恶化：欧盟取消了其普惠制待遇，美国也对多项印度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印度逐渐认识到，消极等待只会令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被动。正如印方官员直言“形势紧迫，印度担心双方谈判势头减弱，机会之窗会再次关闭”。

欧盟的动机同样带有防御性。其同时承受着美国的贸易压力与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对关键技术领域过度依赖中国的焦虑日益加深，而跨大西洋关系的波动又动摇了传统经济支柱。在此背景下，欧盟急需通过完成一项大型贸易协定来证明其仍具规则塑造能力。与印度达成协议，政治成本相对可控，象征意义却十分突出，恰符合其当前需要。

因此，谈判节奏在近期明显加快。双方刻意回避敏感议题的正面交锋，转而通过分期降税、设置配额、拆分章节等方式将矛盾后置。汽车、酒类采取过渡期安排，农产品整体排除，可持续条款弱化为合作倡议，这一切旨在为尽快签署协议创造政治空间。

此外，两大外部背景不可忽视：一是欧盟刚结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长达二十多年的谈判，其内部普遍认为与印度的谈判也可以进入压缩分歧并推动达成协议的阶段；二是双方在面对中国产业竞争时，找到了协同应对的政治叙事，为合作提供了额外合理性。

综上，印欧此时达成协议，并非分歧已决，而是因为继续拖延的代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陡然增大。在保护主义回潮、大国竞争加剧的多重压力下，双方都需要一项可对内对外有所交代的成果。这份协定未必是最优解，却是当前形势下彼此可接受且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选择。

四、政治成果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落差

尽管印欧自贸协定被塑造为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果，但回归贸易结构与执行现实，其经济成效可能被高估，更多体现为有限改善。

首先，关税红利有限且结构不对称。

欧盟工业品平均关税仅约3–4%，印度超75%的对欧出口已享低于1%的税率，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空间有限。相反，印度对欧盟商品平均关税仍接近10%，且集中于汽车、零部件等高敏感领域。虽然协定作出让步，却以分期、配额等方式延缓开放。这种印度开放高壁垒领域、欧盟开放低壁垒领域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印度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快于其对欧盟的出口升级，甚至在短期内扩大印度对欧盟的贸易逆差。

其次，印度出口扩张面临的核心障碍并非关税，而是严苛的非关税壁垒。

印度优势产业如纺织服装、海产品等在欧盟市场主要受环保（如欧盟森林砍伐条例）、可持续供应链等合规约束。例如，印度仅占欧盟纺织服装进口的5%，远低于中国（28%）、孟加拉国（22%）等。即便关税降低，合规成本与审查难度仍可能抵消关税红利。同时，欧盟企业长期不满印度质量控制令（QCO）等合规成本，此次自贸协定设立的“快速反应机制”（RRM）能否奏效，仍取决于印度监管能否真正改革。

再次，印度国内借协定“倒逼改革”的期望恐难实现。

尽管有观点认为开放将推动产业升级与监管现代化，但该逻辑依赖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与产业协同能力。印度面临行政碎片化、改革落地难、制造业处于中低端且依赖中间品进口的现状。在此情况下，开放未必自动转化为竞争力，反而可能因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升级，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使协定成为结构性压力而非发展推力。

2023年6月18日，一名印度商人在销售印度特色商品。 资料图：新华社

此外，协定可能带来显著的调整成本与外溢效应。

印度劳动力规模庞大、非正规经济占比高，若产业升级滞后，失业与社会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对外，协定将冲击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同样依赖欧盟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凭“最不发达国家”待遇享受零关税的孟加拉国纺织业。这可能引发新的贸易与政治摩擦，削弱印度在“全球南方”的道义话语权。

综上，印欧自贸协定的政治与战略意义显著，但其经济影响宜理性看待。它更接近对既有贸易关系的有限优化，而非增长引擎。在国内治理、产业能力、外部规则未有根本改变之前，不宜对其经济转型作用抱有过高期望。

结语

归根结底，印欧自贸协定更像是一份在外部压力下达成的政治安排，而非能自动释放增长的经济方案。它并未解决双方结构性分歧，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秩序收紧带来的焦虑。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所言，印欧关系始终是一段“更多由未兑现的潜力与相互挫败感所标记的关系”。

当下，双方并非没有更具经济效率的合作方向，却因政治姿态与价值叙事自我束缚，主动排除更具现实收益的选项。所谓合作，实为放弃更优解后的次优抱团，折射出回避现实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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