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卓】

1月27日，印度和欧盟在第16届印欧峰会上签署了被誉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欧洲联盟自由贸易协定》（India–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覆盖全球25%的GDP与20亿人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其为“协议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als），印度总理莫迪则视之为“历史性里程碑”。该协定自然也引发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比如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赞扬“印欧自贸协定以规则合作应对单边压力”。

从整体表述看，各方都在努力将协定塑造成一次具有超出贸易本身意义的重大突破。

然而，该协定自2007年启动谈判，拖延近二十年，期间屡次中断停滞。若其果真如此关键，为何双方长期未将其作为必完成之任务？理解这一矛盾，正是评估协定实质分量与后续影响的关键所在。

1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右）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左）在新德里会面。 IC photo

一、一份“慢开放”的协定

根据已披露内容，协定采取分阶段推进框架，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监管合作等，但并不追求一次性全面开放。欧盟承诺对96.6%的印度进口商品逐步取消或降低关税，印度作出对等承诺，但在节奏、清单与例外安排上保留更大弹性。

在货物贸易中，工业品是核心，汽车与酒类通过配额与分期实施纳入减让，低价车与电动车则未进入相关安排。农产品开放程度较低，乳制品、谷物等敏感领域基本未做让步。服务贸易与人员流动方面，协定仅以现有市场准入为基础，新增开放有限，且限制人员规模与停留时间。在投资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双方未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环境与劳工条款也缺乏强制执行力。

整体看，该协定体现了高覆盖、低强度、慢实施的设计思路，名义开放范围虽广，却通过例外清单、分期机制等安排来控制实际冲击，其真实效果仍取决于后续执行。

二、近20年，为何谈而不决？

印欧自贸协定谈判周期之长，在主要双边贸易协定中颇为罕见。拖延的主因是双方长期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

早在2013年左右，谈判已进入核心市场准入问题的“着陆区”，双方在汽车、服务业等关键领域甚至存在可妥协的空间。然而，政治层面的阻力随即凸显。

印度当时临近大选，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地位不稳，汽车、服务业等敏感行业的任何开放承诺都可能引发国内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声音不仅来自本土企业，也包括已借现有自贸安排和本地化生产获得市场优势的日韩车企，它们对向欧洲竞争者进一步开放态度消极。与此同时，欧盟方面也因内部人事与议程调整，未能持续推动谈判。

印度孟买的一家现代汽车经销商 图源：NIKKEI Asia

这一时期，作为反对党的印度人民党公开质疑谈判，理由包括对汽车、农业等产业的冲击、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在经济承压时不宜匆忙开放。这反映出印度国内对深度自贸协定普遍存有警惕。2014年莫迪执政后，印人党虽未继续反对，却也未将协定列为优先事项，谈判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2013年至2021年间，该协定在双方经贸议程中均不占优先位置。双方更倾向在低政治成本领域合作，回避敏感议题。在没有外部强力推动的情况下，拖延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然而，这一拖延逻辑在印度整体贸易战略转向的背景下逐渐松动。

2019年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意味着其大规模多边开放路径收缩，对外贸易战略逐步转向以缔结双边协定为核心。在此背景下，与欧盟这一大型经济体达成制度性贸易协议，其战略价值显著上升，被视为稳定外部市场、获取贸易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印欧谈判也因此重新被纳入政策优先视野。

因此，近二十年未能达成协议，恰恰说明在多数时间里，双方均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高昂政治代价。当前协定的最终签署，必须置于特定政治与外部环境中理解，而非视作长期利益自然演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