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食堂】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在清朝迎来大爆发，根据清朝皇帝实录，我们可以看出清朝人口数据变化。

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首次大规模统计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448.3858万；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统一中国时，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913.7652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576.3498万；

雍正十二年（1734），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735.5462万；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14341.1559万；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29696.8968万；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总人口数据是40100.8574万。

清朝这个人口数据变化，就给很多人带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认为清朝人口从顺治年间的一千多万、康熙雍正年间的两千多万突然暴增到乾隆年间突破一亿、道光年间的四亿，导致清朝人口暴增的原因就是明末引进了美洲农作物，尤其是番薯（红薯）成为了中国人的主食。所以有一个观点，也成为很多朋友的共识：番薯的推广，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那这个观点，究竟对不对？

如果单从数据对比看，这个观点确实有其道理，但如果全面对照历史，却发现“番薯推动人口增长”论，确实还存在着偏差，主要的误区有两点。

第一点，很多人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清朝在乾隆六年之前统计人口数据单位都是丁，不是人，而清朝时期一丁实际上一般等于4-5个人。

换言之，清朝基本统一天下时，全国人口数据是8000万到9000万左右，清朝人口增长是建立在有一个很庞大的基数上的。

整个“康乾盛世”，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人口增长并不是很明显，在乾隆年间迎来一次大爆发增加了1.5亿。

第二点，清朝人口增长不是因为番薯而导致的。

而目前见于详细记载，番薯是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一个福建人从东南亚引进到中国。

此后明朝、清朝政府都曾努力推广番薯种植，但效果并不明显，番薯完成推广并开始发挥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道光末年、咸丰初年。

此时清朝人口早已经突破了四亿，完成了“人口大爆炸”。而且当时番薯完成推广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方山地地区，清朝传统人口密集的南方平原和北方并不在番薯推广的主要辐射范围之内。

清朝番薯种植面积根本没有到让番薯取代水稻、小麦成为国人最主要的主粮的程度。清朝番薯具体种植面积已经不得而知，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是，1914年番薯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1%左右，产量在2%左右，（玉米面积和产量分别是4%、5%）。

民国时期，番薯、玉米种植面积、产粮面积、产粮相比清朝已经有所增长，也就是说在清朝乃至民国时期，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依然没有取代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的地位，还处于一种边缘的附属地位。如此小的种植面积，如此少的产量是不足以养活如此暴增的人口的，番薯对清朝人口暴增的作用实在有限。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番薯作用有限，清朝人口为何会突然增长呢？

美洲农作物确实是个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基数太大。前面已经提到清朝基本统一中国后，人口已经近9000万，加上隐匿人口，清朝人口破亿基本没什么悬念。这就导致清朝人口基数非常大。第二，清朝政策鼓励。

清朝政策鼓励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点，减少隐匿人口。康熙皇帝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皇帝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派到田亩之中，这些极大地减少了隐匿人口。

第二点，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土地开垦，耕地面积迅速增加。顺治十八年，清朝记载的田地是5265068顷；到康熙六十一年，记载的田地是8510992顷；雍正十二年，记载田地是8901387顷。耕地多了，粮食也就多了，人口自然增加了。

实际上，中国从引进番薯，到完成推广，期间经历了两百多年。反观水稻，宋朝从东南亚引进占城稻，到完成推广，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已经能证明番薯的作用不如水稻了。

清朝广大农民对种植番薯热情度并不高，首选还是水稻、小麦。因为清朝赋税，可以要钱，也可以要粮，却不会要番薯、玉米和土豆。清朝农民一旦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作物交足赋税的。就算要种，基本也是一些隐匿在朝廷统计之外，或者不用向地主缴纳地租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数量实在太有限了。

这就注定，在清朝番薯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哪怕清朝在灾荒年份曾多次试图推广番薯的种植，却依旧收效甚微。而番薯之所以在后来得到进一步推广，是因为清朝人口压力太大，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种植番薯。

事实上当时清朝农民不仅种番薯，还种罂粟、种烟丝，种番薯可以救急，种罂粟、烟丝则可以换钱，后者远比前者更具诱惑力。

总之，如果要论述“番薯与清代人口”的关系，我们更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清朝人口暴增促进了番薯的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