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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育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教育小记
关键字: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党化教育敌后根据地扫盲军民誓约民族精神教育桑文义是不脱产的农民,教学内容更贴近农民生产实际。比如教给孩子什么样的地好,“二十四节气歌”。农民说:“我们还没会,小人就会了。”
电影《鸡毛信》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儿童用自己的智慧为八路传递情报的故事。桑文义交给高年级学生轻重机枪、大炮、掷弹筒等日军武器的字。儿童将收集到的情报藏在拾粪的篮子里,日伪嫌脏就不去检查了;还有的将情报藏在烧饼里,遇到敌人就吃掉。
学制上桑文义根据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安排。春耕或秋收的时候,家庭困难的学生忙于农业生产上半天课,或者自己去学生家为学生补课。
1942年北岳区提出:“旧有小学限力发展现在阵地决不放弃。”同年编委会制定开辟近敌区游击区教育工作的方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根据地被敌人摧毁的小学很快恢复。在敌伪据点附近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在敌伪小学里,表面上是学习敌伪规定的课本,争取日寇的教育经费用作抗日,实际上是以伪课本为掩护,讲解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
为了避免敌人的突然袭击,边区政府派那些峰强的取得合法地位的教师来上课。平常学生学习抗日课本,敌伪来了或者风声紧了,把敌人的课本《百家姓》、《千字文》拿出来做样子,敌伪一走,仍然学习抗日的课本。课程表上虚设日语课,用来掩护自己,蒙蔽敌人。读“工人努力做工,农民努力种田,好男儿去当兵,小朋友要宣传,大家努力,一齐抗战”之类的文章。
也有的地方是在这样的小学设立两种教师,一种是“应敌教师”,多是村中略识一些字的老年人,教授《四书五经》敌伪巡逻来时,就由他们出面教学,敌伪巡逻的一走,就由抗日教师接替继续讲抗日课本。据第十专区6县统计1943年2月到1944年11月共建抗日隐蔽小学290处,建抗日两面小学252处;1943年五台等17县有隐蔽小学和抗日两面小学1280处。(14)
晋察冀边区安国某村的小学教师,化装成卖货郎,沿村敲梆集合学生进行教学。学生则化装成买油的,买针线的等等,围着“卖货郎”听课,听抗日救国的道理。
见到可疑的人,女学生就说:“我娘就给我五块钱,你这个梳子要十块不买了。”老太太也纷纷上前打掩护。定南某村庄教师化装成小杂货铺掌柜,对化装为买油打醋的学生,进行个别教学。
校长化妆成看病的大夫,小女儿走在前面,巡回检查教学。在冀中平原地带经常会看到几个儿童在田地里玩耍,其实他们正在上自习课;利用夏季在田地里教学;地道战开始后利用地道教学,当年的教育工作者还颇为风趣的说:地道教学省下了不少柴火,冬暖夏凉。
巡回教学:涞源模范教师辛宝棣六十多岁,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早晨在主村沙果园村上两个小时课,再到副村西沟门,村口铁匠铺有师徒三人,老先生先教师徒三人几个字后,再给西沟门六个男女儿童上课。
结束西沟门学生教学后,老先生先检查铁匠的功课,再回家。夏天就在树荫下、河边,冬天就在学生家里上课。第二天先到主村上课,下课后在到另外四个副村上课,来回近十四里路,共有八个小学生。
晚上再到主村民校给村民上识字课,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主村共303人,除幼童、病老41人外,全部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儿童的对敌斗争也越发的机动灵活。某次日寇扫荡,日寇军官问:“你们村谁是干部”一名儿童说:“我爹是干部。”鬼子官一听大喜:“吆西,他滴什么的干部?”儿童回答:“他是你们的保甲长。”鬼子官听了后摇了摇头,苦笑:“中国人滴,没办法的。”
鬼子强迫一些儿童到鬼子学校学习,村里选几个坚定的高年级学生去鬼子学校。高年级学生借机把八路的宣传单拿到伪学校,一些伪军看到宣传单问学生:“八爷优待俘虏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们村有好几个被八爷俘虏过的伪军呢。”
结果安国县两个伪军带着枪当了八路。日军士兵受日本帝国主义思想毒害严重,策反鬼子比较麻烦。边区学生故意将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单扔到鬼子茅房,一个叫小山的日军捡到宣传单后,通过边区学生来到冀中当了八路。
小学生在残酷的斗争中,学会了如何应付敌伪,保守工作秘密,如何掩护教师和抗日干部。在儿童的掩护下,很多抗日干部化险为夷。只据定南县第二十高小的统计,八年抗战中,在敌伪的血爪下,曾营救了二百四十个县级干部,解救了二十多个被迫去受敌训的同学。
在边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据1945年冀晋区29个县统计,学龄儿童378842人,入学儿童240635人,入学率达72.8%。”(15)行唐县6个区学龄儿童30702人,入学儿童18923人,入学率达61.65%。”(16)“据1945年底统计全边区共有小学23300多处,1464700多名学生。
在老解放区绝大多数村庄都设有小学,曲阳、定北、完县、龙华等县已达到村村有学校,各地平均起来,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的70%以上,有的县份曾达到90%以上。”(17)(以上数字不分男女)“在山地,一向是地脊民贫,以遭受敌灾天灾很严重的阜平为例,小学和学生人数也较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不论平原和山地,不少村庄学童己百分之百入学,贫苦儿童也有了学习的机会”;“学龄儿童入学率大大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这是国统区无法比拟的,直到抗战结束时国统区失学儿童仍占学龄儿童的47%以上。在晋察冀边区许多贫苦家庭的儿童 过去没有入学机会的现在一般都入学了贫农子弟增加了,如阜平3779个学生中贫农占53%;曲阳972人中贫农占36%。”以往家中让男童上学不让女童上学也逐渐消除。
对于中共发展教育,蒋介石在1933年说:“即如讲教育,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18)
蒋介石明明知道国统区官员挪用、贪污教育经费却不处理的根本原因——瑞典历史学家达格芬·嘉图在他的著作《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一书中说:“小学教育的极大发展,是对农村绅士对教育垄断的有力挑战—贫农和中农出身的儿童日益接受起码的教育的权力,这使他们更好的了解变革农村社会的必要性和变革的方法。”
农村绅士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而蒋介石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可能发展农村教育以危害自己的统治,这是国民党集团不发展农村教育的根本原因。
边区小学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到了,堪为奇迹,这个奇迹是建立在无数边区教育工作者的汗水和鲜血之上的。
去年看我的一位原八路军老战士长辈,老人说:“我文化不高(老人高小毕业),但是我特别爱学习。(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当老师)。”纠正老人一下,文化不是指学历的高低,而是指不断学习的能力。
某些人经常说民国大师云集,在我眼里从文盲成长为模范教师的王执玉是大师;“八德义务学校”的八位创始人是大师;孙风翥等为了教育事业以身殉国的小学教师是大师;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辛宝棣先生是大师;还有像辛宝棣先生一样坚持在边区小学战线战斗的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是大师;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燃烧自己,照亮儿童愚昧无知的天空,照亮为子孙后代前方的路,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本文资料选自(1)《边区教育》第二卷十八期1940年10月1日(2)(3)(6)(8)(10)(11)(14)(16)《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王用斌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373页、74-75页、415页、71页、37页、247页、731页(4)《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第一辑人民教育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54页(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22页(7)曹剑英刘茗、石璞、谢淑芳著《晋察冀边区教育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62页(9)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回忆录分册第79页(12)《晋察冀日报》1945年4月12日(13)《晋察冀日报》1945年4月18日(15)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48页(17)《北方文化》二卷一期 1946年6月16日 (18)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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