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的对策就是努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商品价格。1941年3月，冀中行署召开首次贸易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内贸易，扩大平原和山区交换；对外贸易，争取大量出口(指与敌战区贸易)出超。”宋邵文先生经常表扬平山县贸易局出口价格高，货币战政策执行得好。那么，平山县有什么诀窍呢，竟让北大毕业的晋察冀“土八路”货币战操盘手如此褒奖？

1938年初，平山县农会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为边区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刚开始入股的人不多，仅凑了100多元股金，但只用了15天，赶了三个集，“就把附近粮价每斗相差八九角和一块多的情形，给消减下去了。”农民得到了平价购粮的好处，便纷纷加入合作社。到1939年，平山已经有各类合作社588个，社员33792人，股金达45053元。平山县是山区，出产的粮食少，但盛产花椒、核桃、旱烟等。有了组织以后，农民就以花椒作为武器，进行货币战。

平山县盛产花椒、核桃等山货，靠近石家庄，每年花椒产量合边币八十万元。最大的市场是石家庄，北京、天津商人再从石家庄商人手里贩运。1939年花椒上市，石家庄商人故意压低价格，迫使平山农民低价出卖，同时吸引北京、天津商人到石家庄，企图以量大压低花椒价格迫使农民就范。

不过，成立合作社以前，此招能奏效，因为个体对大资本没有议价能力，可是今时不同往日！首先，平山县贸易局禁止花椒贱卖，还给农民贷款，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这可耗死了那群奸商——北京、天津商人到了石家庄，呆了半个月，花椒粒都没看到。正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故事却开始了。边区贸易局把商人请回平山，结果平山的山货直接对接北京、天津商人。而且这些北京、天津商人捎带脚贩运山货的同时，还把边区急需的药品、印边币的特种纸张、干电池等偷运至边区。1941年8月，在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上，实业处处长张苏作了题为《边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要“彻底执行内部贸易自由政策”，“团结商人，教育商人，组织商人，加强商人统一战线”。平山是边区和北京、天津地下党联络的通道。边区能通过地下党搞西药，或者从工厂偷运钢材进边区，都是通过团结爱国商人做的。提高了花椒等山货价格，边区就有更多的“外汇”购买必需品。边区还对运来急缺物资的商人酌情少收边币、多收伪币；规定凡是贩卖边区粮食、土布的商人，购货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边币；对用边币购买粮食的商人，则每斗便宜十元。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寇从东南亚掠夺的物资到1943年时已大多消耗殆尽。敌工部曾告：“下社两个日军，为了抢老太婆的窝头和大豆，动起手来。一被日军抓到据点干活的民夫说，日军的鞋破了将其新鞋抢去。另一民夫的棉袄也被抢去。一日三餐，只有少量大米和高粱米的杂饭，一顿只能吃一碗。菜，老兵四人一小碟，新兵六人一碟，抢来的南瓜、土豆。没有洋烟抽，靠抢民夫的旱烟解馋。”1943年，日寇先后两次修改贸易条例，放宽对边区的出口，以缓解物资紧缺。

石家庄日伪办的洪兴公司，特意通过关系找平西的裕华总店买麻（涞源、雁北年产麻六百万斤，为了加强出口公营公司组织，向平西调运）。为了提高出口利润，宋邵文规定：“出超的地方，对于伪币只打不收。”边币汇率提高多少，就等于出口商品价格升高多少。在1943年边区普遍5边币兑换1伪币的时候，平山县已经是3.8边币兑换1伪币。除了公营公司积极打击伪币币值，还团结“牙客”联手打击。当时，宋邵文先生规定，边区任何商品都必须以边币计价，包括情报单位对敌占区物价调查也是以边币计算的。

从“以我为主”的原则出发，“土八路”和洪兴公司的贸易品种也是自己定的，比如以麻交换肥田粉（43年之前严禁进入边区硫酸铵），因为“土八路”军工要用它做TNT。再比如，“土八路”还通过与伪军的统战关系，用钱收买伪军的弹药。等洪兴公司运肥田粉的汽车到了，边区政府命令民兵不许开枪、不许埋地雷。等洪兴公司下次再来，就把雁北生产的“三环牌”土布、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买走不少。尤其是三环布价格相当于日货的三分之一，质量还好，在抗战结束前已经畅销晋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由于棉花禁止出口，导致日伪工厂缺乏原材料，从而生产量不足。这些手工制品由农民组建的合作社生产，由公营公司定标准统一收购，用的机器是1940年边区工厂制造研发的四四棉纺机。正因为农民自己组建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一群看似平平无奇的农民才会成为英勇无畏的战士。

1945年，边区以小米、金、银和土布的涨跌为尺度，标注敌占区（如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物价指数。这从侧面说明，边区土布已经占领了一部分敌占区市场。不仅如此，1943年后，边区的土布、粮食、毛衣等还畅销到内蒙古。经常有内蒙古的商人到边区采购。

货币战之四：集市战

货币流通必须有交易市场，掌握交易市场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同时也扩大了边币流通范围。边区人民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为了减少边币的流通，日寇经常扫荡我方集市。边区民兵则设置消息树，树一倒，赶集的就知道鬼子扫荡了，马上撤离。原先的白天赶集，现改到了傍晚。为了方便交易，公营公司开办饭店，也具有情报站功能。一收到消息，掌柜的就会拿着账本、大厨拿着马勺、跑堂护送着客商走也。“土八路”跑的时候还会顺便埋两颗土地雷。虽然地雷威力小，但让鬼子缺胳膊断腿还是可能的。1943年，雁北民兵集市战就炸死炸伤日伪兵八人。渐渐地，日寇不来我方集市了，但我们又必须进入敌方集市，正如宋邵文先生所说：“为了给敌人掠夺物资与伪钞以有力的打击，就必须靠掌握集市，扩大边币市场。”

1942年，敌扫荡曲阳燕赵等地，使巩固区变成游击区。敌伪上市征税，禁用边币，向百姓倾销敌迷信品和奢侈品（如雪花膏、香水）之类。我方的对策，则由武工队把敌伪警长抓住。敌把市场迁到堡垒圈（敌在炮楼四周挖有深沟故而得名），我方派人打枪骚扰，再组织群众炸集。然后，我方派白皮红心的保长与日伪游说，将我方人员派进管理市场。渐渐地，边币处于流通主力，伪币成为暗市。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配合，达到扩大边币，减少伪币流通的目的。

1944年，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边区面积不断扩大，边币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敌伪据点以及雁北的灵邱、繁峙，甚至在新解放的灵邱城附近的乡村，都能以边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这在具有使用白洋（即袁大头）传统的雁北是“一个新局面”。敌工部报告称：“炮楼的日本兵从老百姓身上收出边币，说老百姓通匪。到了据点内跟伪军说：边币很好花的，买鸡的有。平汉路沿线各火车站边币偷偷流通。”最能体现货币战胜利的，还是物价。把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物价，和边区、敌占区物价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阜平以1938年平均指数为100，参见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华北沦陷区以1936年指数为100，参见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全国、重庆、成都、西安数据参见张公权、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