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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言若: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际
关键字: 二二八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皇民省籍问题本省人台共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史实,就是省外人士对二二八的亲身参与。根据台籍老地下党员吴克泰先生的回忆。事变爆发之后,外省籍的台大学生会会长周自强便主动向他表示台大的外省籍学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配合抗暴民众投入战斗。台大外省籍学生方生(陈实)亦指出:
有一种论调,说这场斗争是台湾本省人反对外省人,是所谓省籍矛盾的产物。直到今天,还有人想利用纪念“二·二八”的机会,继续散布类似舆论,妄图为他们鼓吹的台湾“独立”、分裂祖国,提供论据。这是徒劳的。事实是,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居住在台湾的外省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毋庸讳言,运动初期在混乱中,确有少数不明真相的台胞一时误打了一些无辜的外省人,但是,这种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难以避免的支流现象,绝不会影响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骨肉关系。许多外省人,甚至一些受到误打的普通外省人,在台湾同胞献身精神的感召下,也投入了斗争的行列。我自己就是这样。
记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正好住在台北城里一位福建同乡家里。同乡是气象局一般职员。当晚就听说专卖局查缉人员和警察,无理殴打卖烟女贩和开枪打死一个围观群众。听到这些消息,大家对国民党的胡作非为,都愤愤不平。可以说,这反映了一般外省人的心情。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经罢市、罢工、罢课,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天午后,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冲进同乡家里。我和同乡一家人赶紧从后门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来后我躲到附近公园假山后面。当时我在想,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因为,那些人冲进来的时候,还喊着“打倒国民党官僚”、“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就很清楚,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谁。所以,当时我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认为,这个账应记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头上。其次,所以发生误打,是因为当天中午广大群众涌向台湾长官公署请愿,国民党卫兵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许多老百姓,这样才进一步激怒了广大台胞,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国民党官僚身上,而这些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外省去的。再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冲进来以后,对同乡家里东西丝毫没有动。这就戳穿了所谓“暴民抢劫掳掠”的谎言。
当我初步弄清事件性质之后,开始下决心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台湾同胞对外省人进行支持。于是,我向台湾同学借来一套旧学生制服穿上,和他们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当天傍晚,我到新公园去,看见那里已经有了好多人把设在公园里的台湾广播电台团团围住。我情不自禁地也参加到人群中去,并冲进电台,和他们一起呼口号、提抗议,要求电台向全省广播事件真相和广大台胞的要求。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和台湾同胞的心贴得更紧了,彼此感情完全融为一体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挨了打的外省籍青年学生,竟然积极支持这场斗争?其实,说开了,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共同的民族灾难,共同面对的反动统治,共同的革命理想,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方生,〈手足情深骨肉相连——纪念“二·二八”起义四十周年〉)
外省木刻家黄荣灿为二二八事变所刻划的版画《恐怖的检查》是省外人士支援二二八抗暴民众最著名的代表。但当时不是只有黄荣灿一个省外艺术家受到二二八抗暴的鼓舞。以下试举两例。首先是著名木刻家荒烟为纪念闻一多烈士而创作的版画《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荒烟的好友陈耀寰先生回忆:
这幅著名的木刻原题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台湾开始刻制,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亲眼看见他起草稿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反复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使人佩服。事隔三十年后,在一次闲谈中,荒烟谈到这幅木刻的创作过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从报上看到闻一多继李公仆之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十分震惊,也十分愤怒。他立刻就决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来纪念闻一多烈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时上海各界五千多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会上有人大声疾呼:“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这就为木刻的画面构图定下了基本轮廓。到台湾后,他一直在进行具体构思。他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对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变当天,他在现场看到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几天后,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是大逮捕,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岛。那时,我们都蜇居寓所,悚听户外枪声……而荒烟要用木刻刀参加战斗的愿望却十分强烈。他心里明白,直接刻划“二、二八”起义是不可能的,而构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却更加成熟了,更具体地形象化了。(陈耀寰,〈南国幽兰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烟挚友〉)
著名木刻家荒烟为纪念闻一多烈士而创作的版画《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
第二个例子则是二二八爆发之际正在台湾公演话剧的欧阳予倩先生。吴克泰先生回忆: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同欧阳先生约好,带延平学院学生叶纪东和蓝明谷(已在台湾牺牲)去,向他请教如何组织和开展学生界的话剧活动。欧阳先生亲切地一一给他们指点。
谈话结束,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从欧阳先生下榻的旅馆出来,在回报馆编辑部的路上,就遇上了一大批群众,正往警察局方向跑。一问才知道,专卖局缉私人员抢走了小烟贩的香烟和现款,打昏了烟贩老妪,还开枪打死了人,群众不答应,正在追捕凶手。群众包围了警察局,后来又包围了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这天夜里天气相当冷,又下着蒙蒙细雨,但群众一直坚持到天亮。我在中间赶回报馆周围同周青合写了一篇详细报道,发稿后又赶回现场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拂晓时发现警察大队向群众反包围过来,群众被迫散开。
群众散开以后自发地动员更多的群众起来示威游行。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大爆发了。坐着小汽车的国民党贪官污吏都受到了惩罚,也有外籍的一般中小公务员被误打。我忙于参加斗争来不及去照顾欧阳先生一行。虽然误打外省人的现象很快纠正过来了,我一直担心着欧阳先生一行的安全。听说在混乱中有一批群众去旅馆要找外省人算账。欧阳先生从容不迫地走出来,用日语(当时一般群众还不会普通话)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国民党贪官污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吴克泰,《欧阳予倩在台北演话剧──回忆二·二八前夕的一幕》)
作为中国革命组成部分的二二八
就在二二八当日,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全部撤离,而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也在3月7日告别南京。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宣告破裂。虽然此事与二二八并无关系,但台湾青年和劳动者在二二八之后显著发生的“左转”和激进化倾向却为台湾地下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在客观上构成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台湾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就是国民党当局针对岛内地下党及其武装基地大发展的局面而发动的残酷进攻。在这个意义上,二二八也代表了台湾青年自觉和自决的重要转折。
如所周知,虽然许多台湾志士在抗战期间前往大陆投身于光复台湾的事业,但台湾在一九四五年的光复毕竟不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用自己的手所换来的成果,因此光复后的台湾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套兼顾全中国和台湾本地的适当标准去检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甚至也无法针对日据时期的亲日派进行真正的清算。但当台湾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并从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的角度重新设定台湾社会变革的目标,这一切的清理和结算便有了可能。(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正是台湾地下党当时一度得以深入群众的运动基础。直到国民党也在台湾推动土地改革,这样的运动基础才遭到根本性的动摇。)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先进的台湾青年和劳动者才在二二八之后认识到“祖国”也是可以选择甚至是参与创造的对象。因此他们摒弃了即将死灭的白色祖国,并选择了正要诞生并欢迎台湾人民参与的红色祖国。
正是在二二八之中,一九四六年才在岛内正式形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首次在台湾岛内参与了台湾人民的抗暴斗争。虽然台湾省工委并不是二二八的发动者(许多附和国民党史观的论者经常称“中共自称策动并领导了二二八”,但中共其实从未如此宣称),省工委却尽可能同时介入武装斗争以及非武装斗争这两条战线。武装斗争的战线以谢雪红和张志忠分别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二七部队)和台湾自治联军(嘉南纵队,采用“政委-司令员”建置)为代表,两位都是地下党员;非武装斗争的战线则通过省工委中央和党外左派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积极合作而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周旋。虽然省工委的工作成效未能达到最大最好,党组织却通过这场“官逼民反”的抗暴斗争而与广大的台湾人民站在了一起,进而使台湾的社会变革实实在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这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共产党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成就!正如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台湾自治运动〉所言:“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台湾左派和右派各自的政治口号也在台湾社会变革成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過程之中发生了微妙的“交换”。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台湾社会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右派所主张的、在日本帝国内部的“自治”。这种自治是一种只考虑台湾一岛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彻底改造台湾社会的愿景。相较之下,一九二八年的台湾共产党则公然提出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口号,并主张发动以土地革命为代表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但由于台共党人的“独立”只是针对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独立,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因此,当这些日据时期主张“独立”的旧台共纷纷在台湾光复之后重新投入政治运动,他们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从台湾拓展到全中国,进而提出在全中国共同的民主解放斗争中争取台湾自治的口号(当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国、台湾自治,一国一制”)。相较之下,在政治上继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动家(如廖文毅)反而开始主张“独立”,进而把自己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区隔开来,使“独立”变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载体。
由于台湾的社会变革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确立了“只有统一才有自决”的历史道路,因此,对于大陆民众而言,二二八不是海峡彼端的故事,而正是“自己的故事”。在这样的“自己的故事”中,大陆民众并没有必要将自己和台湾岛内已经被“总体化”的“外省人”等同起来,更没有必要同“总体化”了的“本省人”对立起来。应该着手的工作,是从二二八中找寻大陆人民与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携手奋斗的历史资源。对于今日犹然踟蹰于统独抉择之间的台湾人民来说,二二八所提示的方向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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