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的后果

虽然皇民造反说和二二八的主流诠释貌似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官”“民”在事变中的位置，但两者以族群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根本假设却是不争的事实。二二八的主流诠释将这种二元对立诠释为“中国人／台湾人”的矛盾，皇民造反说则将事件诠释为“本省人（皇民）／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两者没有任何不同。

实际上，二二八之所以成为台湾民众内部七十年来难以消解的历史伤痕，其关键就在于这种族群之间的二元对立被建构并不断获得巩固。严格来说，“本省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存在着闽南语族群（福佬人）、客语族群，以及由各族所组成的原住民族。当“本省人”被总体化一个“整体”、当我们谈论着所谓“本省人”历史经验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指的仅仅是闽南语族群本身，因而又隐藏着某种“福佬沙文主义”的问题。与此同时，“外省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是在台湾光复之后来台湾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也不是所有“外省人”都必然等于齐一的“国语族群”。从大陆各省来的、由各民族各阶级移民所构成的“外省人”实际上是远比“本省人”还要复杂的一个族群。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在二二八对台湾人民采取了强力的镇压与屠杀，才加深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在台湾岛内各自的总体化。虽然这种各自的总体化并未阻碍省内外民众的广泛通婚与融合（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未曾出现的现象），却成为台湾社会内部难以愈合的伤口，以及岛内各种政治势力遂行族群动员的基本工具。

正因“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因此二二八事变的基本历史问题是事变死亡人数的追究，特别是“本省人”死亡人数的追究。但关键其实不仅仅是死亡人数如何之多，而是国民党当局为何因为执政失败而引发民变，并因为民变的爆发而动用军队在台湾各地进行惨烈的镇压。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便只死一人，也是大屠杀。而且关键也不应该是在“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的前提下分别计算死亡人数，重点应该是把这场事变视为民族内部悲剧性的相残。找出原因，追究责任。这样才可以超克因为死亡人数的争议而不断复制的“外省人／本省人”二元对立结构。

木刻家黄荣灿1951年白色恐怖时期因组织版画社团并宣传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被台湾当局冠以“从事反动宣传”罪名而逮捕并以叛乱罪秘密处决，年仅32岁。（黄荣灿墓地，位于台北六张犁公墓）

早在台湾光复之初，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把“本省人”总体化为日本所“奴化”的一个整体，并借由这种奴化论阻止台湾人民参与当时以“制宪”和“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政治、阻止台湾人民参与在旧政协基础上推动的全国民主进程，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这种奴化论和日本人对待台湾人民的态度完全一致。在战争时期，日本人设定了永远难以达到的“皇民”标准让台湾人民去追赶，但这样的“皇民化”永远只是个达不到终点的过程，台湾人民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被允许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台湾光复之后，台湾人民被国民党接收者视为“不合格的中国人”因此没有参与中国政治的资格和能力（讽刺的是，今日的分离主义者也经常强调光复初期的台湾人“不懂中国政治”因此不具有在国共两党之间自主做出选择的政治能力。这种论点可称为“台湾人民白痴论”）。即便国民党当局已经宣布要推动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即便当时的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或现代化）水平高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但在国民党当局来看，台湾人民也只能“重新被训练”为中国人之後才有资格参与中国政治。然而，“中国人”的标准到底是甚么呢？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未能给出答案，但答案实际上就是大汉族主义，这种国民党式的大汉族主义不但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还歧视才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否定了台湾人民的爱国心。──然而，爱国心不正是建构民族认同最首要且最具超越性的条件吗？

由于“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两者所构成的主要矛盾便扭曲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其他矛盾。比方蓝绿矛盾经常被视为“外省／本省”之间的矛盾，而统独矛盾也经常被等同于“外省／本省”之间的对立。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支持统一（否则就无从解释1949年之际某些外省人的来台和日后的持续反共），也不是所有的本省人都必然支持台独以及绿营（其实许多本省人反而是相当坚定的统一派）。

二二八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

因此，当我们在七十年后重新审视二二八所造成的悲剧之时，关键其实是如何突破“外省人／本省人”的二元对立，解消族群矛盾和冲突，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在这个意义上，二二八事变本身恰恰提供了许多值得发掘的宝贵历史资源。

一般的二二八诠释通常会突出事变爆发之后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无差别打杀，以及国民党军队登陆之后在各地造成的大规模屠杀。然而，省内外人士在事变中的相互扶助却也是许多亲历二二八的见证者所指出的确凿事实。以下分别列举几位亲历者在全台各地的回忆以兹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