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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言若: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际
关键字: 二二八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皇民省籍问题本省人台共【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卓言若】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以来,在大陆上获得了长达七十年的纪念。但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此却毫无所知。台湾岛内关于“二·二八”的讨论到1980年代后才有,而且长期被“分离主义”运动垄断。
近年来,台湾蓝营内部的部分人士企图将“二·二八事件”重新定义为“皇民造反”,解释为中日矛盾在台湾岛内的爆发,进而以此反驳“分离主义”所建构的主流论述。
本文作者站在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立场,对“分离主义”的主流论述以及“皇民造反说”分别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两种观点实为一岛史观的双生子。把二二八解释成“日本皇民vs中国人”的中日冲突,无疑很容易吸引爱国民众的同情。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同情所将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让大陆民众的历史认识遭到即将沉沒的国民党反共史观的绑架。这种绑架和龙应台“南方联盟”所欲遂行的目标没有任何不同。而中华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才是“二·二八事件”给两岸人民提出的最大启示。】
爆发于一九四七年台湾岛上的“二二八事件”转眼已届七十年。七十年前的二二八抗暴运动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归中国版图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虽然事件只是肇因于街头上的查缉私烟而发生的官民冲突,后果却是立即弥漫全岛的民众蜂起、国民党当局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以及延续至今的族群对立和仇恨。在当前台湾,大概没有一项历史事件像二二八那样深刻影响了台湾的现实政治,而岛内的现实政治也反过来影响了各种关于二二八的历史诠释。
从近年流行的一些二二八论述谈起
作家陈映真先生曾在“二二八”四十周年之际叹言:“事隔四十年,在这奇迹也似地开放了公开讨论‘二二八’事变的机会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如果依然偏颇固执的硬要把‘二二八’事变的起因,归纳为‘台民亲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动’的‘官方说辞’;或者还是归纳为‘唯国民党、外省人有罪论’、‘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对决论’这个分离论的史观,落后、肤浅尚是余事,无法深入讨论、分析,从而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才是严重的遗憾了。”(陈映真,〈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讽刺的是,陈映真先生在三十年前所批判的这些论调,迄今仍如幽灵一般因为台湾岛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用而不断改头换面而复活。
如所周知,在目前垄断二二八历史的主流诠释中,二二八及其延续至今的一切后果都反映出“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民族”对立,并由此衍伸出台湾人民只有通过“独立”才能“当家做主”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目前岛内的政治正确。
虽然近年(特别是今年)有不少充满“好意”的论者试图反驳这种主流诠释,却往往“有意”“无意”成为这种主流诠释的镜像。这些论者认为,分离主义者刻划“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的根本逻辑是“官逼民反论”──“台湾人”是“民”而“中国人”是“官”──因此,他们认为反驳“官逼民反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二二八解释成“反民逼官”、扭曲成中日冲突,并由此进一步衍伸出二二八乃是不愿重新做中国人的台湾“皇民”蓄意造反的奇特论述。
尽管这些充满“好意”的论者有时也刻意与国民党划清界线,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民逼官论”及其衍生出来的“皇民造反说”其实复述了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自身的执政失败而制造出来的各种说词。而且,“反民逼官论”所要指控的“反民”实际上还不直接是所谓的“皇民”,而是实际上参与了二二八的中共地下党和许许多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反民逼官论”还蕴含了以“皇民造反说”扭曲中共地下党和全国爱国民主人士对于事变之介入的意图。打个比方:这种意图的后果就像是把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的胜利解释成伪满军队借机对国民党军队的“复仇”一样──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说,恐怕任何人听了这种解释都会瞠目结舌罢。
一定程度上,近年甚嚣尘上的“皇民造反论”正以大陆的民众为灌输对象。在中日关系持续紧绷的当下,把二二八解释成“日本皇民vs中国人”的中日冲突,无疑很容易吸引爱国民众的同情。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同情所将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让大陆民众的历史认识遭到即将沉沒的国民党反共史观的绑架。这种绑架和龙应台“南方联盟”所欲遂行的目标没有任何不同,因为二者都属于某种“反攻大陆论”。
把台湾人总体化为皇民,把二二八总体化为皇民造反,这类论述无非是二二八主流历史诠释的镜像。只不过主流诠释强调“中国人”是“新殖民者”,而“皇民造反论”强调“本省人”是“被殖民殖到摆脱不了奴化的被殖民者”。主流诠释强调台湾人被“中国人”屠杀,而“皇民造反论”强调“皇民”大杀“外省人”。这两种观点各自把日本殖民所遗下的罪恶归结为“这种殖民者”或“那种被殖民者”身上,实在是一岛史观的双生子。
“皇民造反说”以及各种强调两岸人民文化差异的论述不但很容易为国民党当局执政失败提供开脱的资源,这类说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变发生前夕全国关于台湾的新闻报道和舆论都注意到台湾因为政经危机而民怨蒸腾、危机一触即发。这种引人注目的危机感可以参考蒋时钦(台湾抗日运动前辈蒋渭水之子,后来先后加入中共地下党和台盟)在1946年7月的观察:
炎热和台风前后袭来,勇壮的夏季又到了。在例年这是登山或游海的季节,但是今年呢?因为高物价,失业,又是流疫,地方治安不宁等等恶劣环境,大家只好闷在城市里。老实说,城市里也难逃这种种恶劣环境,但是为了生活,日夜奔走,好像没人介意炎热的样子。不但这样,大家却抱着满肚的不满,在痛骂、冷笑,或咒诅着眼前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我很怕,若是这样弄下去,台胞不是患了精神衰弱,则会有爆炸的一天。除这恶劣的现实外,我们有没有出路?怎样在这种环境里打开一条血路?打倒官僚政治!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地方自治,即县市长以及省长民选!我们的结论是这样,……达到实现民主政治以前,永远如此,绝不会变的。(原载于《政经报》第二卷第六期,署名“仁”。)
黄荣灿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
而且,皇民造反说更不能解释二二八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和各界民主人士(比方郭沫若、马叙伦、沈钧儒、章伯钧、李济琛)对台湾抗暴民众的支持。其中,臧克家所写的〈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可说是最为感人的作品: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颗热泪把它洗干
祖国,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触到的母体
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
一点温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啊!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
换上武器和红血
来表现!
(《文汇报》,1947年3月8日)
如果真是“台湾的皇民”反对“中国”的斗争,为什么全国各界的进步力量要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呢?这正是因为当时全国的进步力量普遍将二二八视为全国反蒋斗争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非常清楚二二八的前因与后果。如郭沫若所言:
在蒋朝管治下早迟会有“二二八”惨史发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惨得那样酷烈,却是出人意料之外。“残民以逞”那样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蒋朝,真可算家常茶饭了。故在今天谁都可以预言,蒋朝不搞垮,“二二八”惨史不仅要再发生于台湾,而且要普及于全国。上海的杀人头子吴国桢之流不是已经奉命对人民“格杀勿论”,各地农村不是早经恢复三光政策实行“并村”吗?蒋朝覆亡在即,它是会加紧疯狂地倒行逆施的。(郭沫若,〈还要警惕着不流血的“二二八”!〉)
大陆历年“二二八”纪念活动一览(整理:张方远;制图: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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