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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村治的实质主宰者: 乡贤还是中农?
关键字: 乡贤文化中国农村治理研究国家对农村政策农村案例研究21世纪:作为栖息地的“新农村”和老村“废墟”
行文至此需要讨论两个问题。其一,21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何以成为乡绅-中农的栖居场所?其二是拆迁造成的“废墟”的意义。
小村最近7年的变迁与该村自2005年开始,历时5年建成的一座“新农村”有直接和重要关系。建新村是由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老皮和支书张生民牵头进行,但背后的推动力是村民对国家低价征地提出的替代补偿要求。
自从21世纪初以来,昆明城市扩张非常迅速,小村所在的滇池东岸农业区也开始遭到城市化大规模蚕食。20世纪末这个地方刚开始出现自生自发集镇化现象,但刚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就被国家主导的大拆大建和大征地的城市化打断。用国家城市化消灭城中村和自生自发的城边集镇的运动席卷而来。
2004年地方政府要以很低补偿价格(每亩12.5万元)征收村中大片农地(近700亩),建一个打着公益旗号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新亚洲体育城”。行政村两委为了获得村民对征地的合作,向乡政府提出划地盖新农村的建议。乡政府则回应:“如果你们保证老百姓不上访,[在]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你们就自己去办!”结果是2005年以“建设新农村”为理由,小村从集体土地中一次性划出260余亩,在上面盖起一座有503幢房子的新村。
新村的诞生虽然是村两委牵头下的自然村/小组与政府在土地方面的一次交易,但当时的村两委领导(主要是支书)想按照流行的别墅小区进行规划,并按照城市小区模式进行管理。书记设想在统一建成新村之后,通过招商引资,将村中的底楼商铺承包给某一家企业建成统一的市场,并由其对新村进行统一管理。而在村民的反对下,这几项按照“现代化城市”和“批发市场”标准提出的建议都没有成功。
首先,按照村支部书记的规划,新村的楼层最多有3层,且应当由集体承包给人统一建盖。现实情况是村民不同意集体建盖。各家自己盖房开始后,层数都突破3层限制,一般达到5层半,最高者达到9层半。村民的打算是用新房子作为失去耕地后的主要生计来源替代,因此需要较多楼层,且大部分楼层将用于出租。由于村民都不同意将新村交给外来投资者建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结果是每家每户自己经营出租房子,楼底商铺也是各家自己出租给个体商家。2007年我们在村里访谈支部书记时,他将新村建设视为一次失败,声称楼高低不齐,每日能晒到的阳光很少。书记称,“住都住不成”。
新村在2010年开始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中成为拆除目标。在拆迁中,区和街道政府以过去近60年建立的“村两委-我家人”网络作为动员机制,以高压和利益诱惑为手段,最后有78家人签了拆迁协议。这些人家中大多数就是村委会和党支部核心成员的家庭及其部分“我家人”、追随他们的村小组组长、村小组党支部书记,以及一些在本区工作的公职人员(其中一部分也是村两委的我家人)。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抵制,除了少数几幢村干部的房子被部分拆毁外,新村整体得到保留。新村的存在也是城中村改造在小村“烂尾”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村民视角,新村是他们的“理想家园”。今天来看,建新村既是自然村基础上的地势新“营造”,也是小村人在其自然村中农耕生计生活的顺势延展。说的形象一些,村民过去在村里各自种庄稼,现在则各自“种房子”。
首先,新村建设仍然沿袭村民在村集体批得的宅基地上各自盖房子的惯例进行,包括地面面积都与过去的宅基地一样大,即不超过100平米。新村虽然外貌是城市小区房,但其实每一家都独立成栋,整个村仍然是以滇池沿岸村庄的“块状聚落”形式构成,仍然是按村庄式高密度空间和较窄街巷格局建成。甚至每一幢貌似城市小区房的建筑的空间格局仍然有传统“一颗印”四合院的形制,每幢楼顶的半层空余部分大多被建成院子,楼顶大多有佛龛,楼底都有水井。整个楼是一个有天有地的小世界。这座新农村成为此后7年来村民的主要生活和生计来源。
其次,由于村民反对将新村的底层商铺统一承包给外来企业长期作为市场,并统一管理,新村的商铺和住房都是由各家自己出租。新村最终形成一个本村人与租房者混合居住,市场与住宅相结合的场所。新村的下水、道路、绿化和卫生等基础设施是按城市小区的方式建设,但管理是由村小组组织。
2016年,曾经主持规划新村的村支书张生民(当年换届后兼任社区/村委会主任)以及村两委再次提出要将新村的“物业”(包括门禁、道闸和市场管理等)整体打包,让企业来承包管理。按照这个方案,以后村民小组的干部将由承包新村的企业发工资。此事在村里再次掀起反对浪潮。在三次村民代表会和一次村民大会将整体打包方案否定后,村两委不再提此事。村民和村民代表在议论整体打包方案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一旦打包出去,生活成本将提高,而且村民将不再掌控新村的命运。
2015—2016年村小组内部也曾议论过如何对待新村管理。后来较统一的意见是认为,新村是一个“市”或“集镇”,即一个集生计/生意和居住于一体的地方,因此不能按照城市小区那样的单一功能(例如只能居住)地方的情况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村小组坚持新村不能整体打包给企业管理,必须由村民小组和各家各户自己管理。
村小组坚持自己管理新村是基于经济和政治双重原因。就经济而言,新村已经成为村小组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村小组每年收取新村商铺和摊贩的卫生费和管理费最少的年头有40余万元,这一数额约占小组年收入的大部分。按村小组长的说法,如果没有新村的收入,村小组连门也开不了。从政治角度言,新村不仅使村小组收入源源不断,而且保障其独立地位。因为有了新村,村小组/自然村作为社区的框架再次得到强化。这种强化是在经历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分散化之后发生的。
新村的房租对于每一户村民而言更是一份有保障的主要收入。
由于新村建设在分配地块方面是按照抓阄和平均原则进行的,全村当时的每家都得到了一块面积相同的宅基地。各家的位置是用抓阄方式决定,因此地势位置优劣与否是随机产生的。建盖之时,村民基本上是用征地补偿款(约每人11万元)投资其建筑主体,建成后的新村各家外形和结构差别不大,内部装修程度则经常取决于各家的经济实力。建成后的租房经营收入最少的人家一般年份是年入8万余元,收入高者能达十六七万。收入高的一个原因是其地势靠近村北部农贸市场,楼底商铺的租金较高。
但在如此平均分配为起点的新村,几年以后村民的分化仍然存在。有11家将新村宅基地卖给本村或外来人盖房,还有几家因家庭纷争(如离婚)、做生意亏损或赌博输钱等不得不将新村的房子出让,另有个别人家为人处事方面粗鄙,与租户不会打交道,因此在房屋出租方面有困难。这些人家有一些成为新的穷人,个别人甚至成了占居在新村公厕或老村公房里的“无房户”。按照村庄传统,村集体应容许无家可归的穷人占住。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是收入较稳定和平均的人家。这些人家可以视为在城市化时代,因“种房子”而步入“小康生活”的中农。
就此而言,新村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这些人家如果2010年不是村两委成员、村小组长或在本区(县)工作的公职人员家庭,基本上都未签拆新村房屋协议,因此都是小村的抵抗拆迁派——“桥头上”的公开或沉默的支持者。值得再次提醒,签订拆新村协议的人家最终只有78户,占新村总户数近16%。
- 原标题:谁是中国村治的实质主宰者: 乡贤还是中农?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 最后更新: 2018-06-22 07: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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