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路向纷争背后的意识形态

上面的分析论断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逻辑思辨的特点是多元、开放和综合，因为它不会执着于特定的形式逻辑，也不固守一元主义的态度；因此，这也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化我们对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深刻认知。

当然，长期以来，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人往往习惯于特定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沿着一元主义的封闭路径展开理论研究，并由此获得坚信不疑的结论。

实际上，这反而在创造一个教条和神话，费耶阿本德写道：“信仰神话的人们其心理态度可以概括为完全和毫无迟疑的接受态度，神话叙述着真理，并且不可能错误。假如将神话应用于现实或理解现实时出现问题，这并不表明神话自身有缺陷，而是应用神话的人们自身有缺陷，他们没有理解神话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或者没有遵循神话的要求，神话自身是毫无错误的。”

同时，这个教条或神话往往也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甚至也来自经验，但这个经验往往是残缺的。例如费耶阿本德写道：“神话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明显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被无数直接和有力经验所支持的系统思想，并且，这种经验似乎比用于建立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结果还更有吸引力。” 目前的政府功能和产业政策之争中也潜含了这种神话困境，这里继续作一说明。

林毅夫强调，“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田国强认为，林毅夫这种提法是在给主张市场改革的人贴政治标签，将使人不敢再谈市场改革。田国强写道：“这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高度了”，从而泛意识形态了。

田国强又强调，“上纲上线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如果动不动就贴上一个标签，谁还敢或还能谈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改革建议。一旦用一种贴政治标签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将其否定，很可能会招致颠覆性的错误。”

确实，学术争论应该局限在“道统”范围内，不应该上升到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层面，更不应该借助“政统”来压制学术争论，否则，失去独立性的“道统”必然会解体。

实际上，维持“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是笔者长期以来的坚持，坚信真正的学者绝不会故意地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必然会谨遵韦伯有关学术与政治分业的教导。

事实上，笔者也相信，林毅夫和田国强等人都是有志于学的学者，因而他们之间的政策差异就主要源自不同的学说基础。

譬如，林毅夫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并且，还积极主张通过深化市场改革，将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干预扭曲取消掉，从而完成从双轨制向市场单轨的过渡。

从多元主义的学术视角来看，笔者认为，“打破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提法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宣誓，不如说是一种致力于摆脱传统思想禁锢的学术态度，它强调无论是对市场认知还是市场化改革都不能有唯“三化”是从的教条倾向，而更应该以开放多元的视角加以辨析。

同样，笔者相信，田国强也绝不乐于进行政治宣誓和意识形态论战，他所有的论断也都努力根基于逻辑的和数据的分析，这也是他强调的科学的方法。

但是，从神话的一元主义特性看，强调坚持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坚持“三化”不动摇，却带有很强的僵化性和保守性，也可以看作是在塑造一种神话；同时，这种神话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而产生一种横向的自我强化效应，通过课堂上灌输式的传导而产生一种纵向的路径依赖效应。

费耶阿本德写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只有当你宁愿用多种可供选择的备选理论而不是用单一理论或‘经验’进行工作。

这种理论的多样性必须被认为是知识的最初阶段，这一的阶段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会被一种真理所取代”；“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并不会满足于人们关注的理论以及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对理论进行检测。既然知道了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批判是借助于备选理论来完成的，那么他就会试着去发明这样一些备选理论……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批判不仅在怀疑主义的抽象原则上，而且是在具体的各种学说之上进行的，这些学说表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样被进行进一步检测和研究，它因此而为我们只是发展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特定逻辑形成的教条式论断往往更近似于一种政治性口号而非学理性探索，尽管提倡者本人并不一定会意识到。所以，当田国强说，“理论探索一定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理论探索无禁区，思想解放要先行……理论探索必须要超前，对现有改革的不足之处进行理论剖析，通过内在逻辑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结果。”这显然是对的。

但是，当田国强又说，“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在于，是着眼中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是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改革，是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带有某种教条性，甚至上升到了某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因为它通过将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差别定性为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而上升到了政治正确性问题，并通过未来方向确定性的判断而凸显己方主张的合乎时代性和他方立场的落伍性，乃至把市场化、有限政府等都神圣化了。

文贯中宣称，“正当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最新旗手的时候，国内外出现一股反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逆流。一些人更无端猜测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的动机，认为他们不怀好意，目的要搞垮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想混乱的逆流如果不及时阻止，不但有害中国自身改革的深化，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旗帜的中国要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将面临极大的意识形态阻力。”

显然，其中所使用的诸如“旗手”“逆流”“旗帜”“反市场化”“无端猜测”等强化自己立场的措辞显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

当然，现代学术争论中意识形态和上纲上线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而主要是来自那些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往往体现为学术的主流趋势；正是依靠这种主流信念，一些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漠视、压制和扼杀那些批判和反对传统智慧的声音，乃至就形成了一种基于“多数民主”的极权主义。

相应地，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的渗入往往就不再以命令或说教等传统形式呈现出来，反而越来越以科学和理性逻辑的面貌出现。事实上，正如麦克罗斯基所说，大多数貌似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说服力的措辞。

而且，这些论断还总是会以案例或经验事实作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数据和案例也成为增加说服力的一种措辞，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显得客观，从而满足当前科学主义的要求。

费耶阿本德就写道：“神话绝不是强加在同它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的梦想，相反，一个好的神话能够引用许多对它有利的事实，它有时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赞誉的科学理论更坚定地根植于事实。”

有鉴于此，我们在审视一个观点或论断时，就需要警惕陷入以特定案例或证据所构设的陷阱，而要展开充分的思辨式考问。譬如，田国强说，科学的核心在于通过控制实验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后进行比较。

但实际上，无论是计量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根本上都没能满足这一条件。再如，田国强认为通过控制实验科学方法就可以得出中国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实际上，当宏观环境很不稳定时，根本就无法通过控制实验得出所谓的“科学”结论。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