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我们市场化改革的当前方向作一探究。田国强强调，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市场化不到位所造成的，因而突破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也就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

这里的问题是：何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是指总量上的比例不足还是结构上的不合理？从现实表现来看，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应该包括这两方面。

但是，新古典经济和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往往只关注总量上的比例不足，从而一个劲地鼓吹“市场化”，却不去认真辨析哪些方面的市场化有待加强，哪些方面的市场化则需要加以规范和遏制。

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源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抽象思维，以致在实践中它往往不再将“三化”仅仅当成手段，而是将之作为不变的目标；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就不会正视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反而以其他因素进行辩解。

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总是存在各种复杂的因素，因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总能找到辩解的理由和依据。也正因如此，田国强说，“长期以来中国改革所坚持的松绑放权经济自由化（经济主体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贴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或休克疗法的标签给予否定。”

显然，如果推进优化目前市场化结构的改革，那么就要防止和突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禁锢，就需要对市场机制的优劣以及现实表现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把欧美市场当成理想的存在，从而倾向于模仿和引进欧美的市场模式。

问题是，欧美的市场机制就是我们所想建设吗？难道欧美市场经济所暴露出的问题还不明显和严重吗？即使目前美国社会还有很强的经济活力，我们也需要清楚美国所具有的独特条件，而这些独特条件在当前中国往往并不存在，笔者在一篇文章中也做了初步说明。

其四，我们对模仿式“三化”改革的结果进行审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三化”政策主要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学说和欧美社会的现实制度，因而“三化”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模仿或照搬。

但任何制度都隶属于整个社会相容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如果直接照搬，那么往往就会出现与本国其他制度不相容的情形；尤其是，如果缺乏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足够认识，基于“三化”所引进和发展的市场往往也会是彰显其恶，并与本国就有制度的恶结合在一起而产生恶恶相加乱象。

正是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很多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原本为提高效率而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当成了目的本身，变成了“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 乃至工具和手段蜕变成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同时，正如林毅夫指出的，一些学者将“三化”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改革的目标当作改革的手段，不仅忽视了许多问题的内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也无视“三化”发挥作用的条件性，从而往往将现实问题简单化，而找不到真正的问题。

譬如，在当前中国社会，传统的公权力滥用和新近的市场失灵就畸形地结合在一起，乃至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今天的农民在无需找‘市长’的场合，‘市长’却非要找他们不可，而在需要‘市长’之时，‘市长’却往往拂袖不管，还振振有词地要人们‘不找市长找市场’。”

正是基于这种现象，有为政府的建设也就需要提到改革日程上来：必须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确保政府承担起应尽职责。然而，针对这些严重的失职或卸责行为，一些经济学人却乐于为之进行辩护，以至这些“无为”官员往往被吹捧为真正懂得经济规律的管理者，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事实上，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捍卫何种市场经济？究其原因，现实市场往往并非合理，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捍卫现实市场经济。

其五，我们对看待市场化改革的态度作一说明。缺乏对市场机制的深入理解而简单照搬欧美国家，往往会造成比欧美国更为混乱的社会秩序。当然，田国强否认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照搬式的“三化”改革造成的，他质问道：“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吗，谁照搬了？谁能做到照搬？不是该不该照搬，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因为所谓‘照搬’就是原封不动地复制造。” 这可以从两方面作一辨析。

（1）不可否认，绝大多部分的市场化改革都在照搬，而且，很多经济学人也极力主张照搬。例如，文贯中就说，“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共识是其浓缩，‘三化’是其提倡的部分内容……共识提炼出了决定发达市场经济的10条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因而对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单独讨论其中的每一条，包括林毅夫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确认无误，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问题是，丰富复杂并在不断演化的市场经济果真可以简化为这10条“共识”吗？将市场机制如此简单化究竟是对市场认知的贡献还是对市场改革的误导？如果说“共识”的化，又是谁的共识呢？为何还有如此多的人包括大量的经济学家反对呢？

（2）尽管“华盛顿共识”一直在鼓吹照搬，而且照搬已经成了风潮；但是，受各种条件所限，完全彻底的照搬往往又几乎不可能，从而“三化”的市场改革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正因如此，在逆向选择效应的驱动下，现实世界所呈现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照搬，往往是舍弃精华取其糟粕的学习，从而必然会比所模仿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困境。

有鉴于此，文贯中又说，将这种问题归咎于照搬并以此宣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破产是“令人十分不解。这犹如说，美声唱法学通的人固然达到余音袅绕，美不胜收的境界。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学了很久，仍然五音不全，鬼哭狼嚎，美声唱法显然破产了？

常识要求我们问一声，是学的人自身方法和技巧有问题呢，还是美声唱法本身有问题？” 固然美声唱法的道理和价值不可抹杀，难道就因此要求每个人不管他的先天条件如何都来学习美声唱法？

进而，我们从很多人学习美声唱法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要求每个人都学美声唱法这一共识破产了。试问，这种说法有什么逻辑问题吗？

回到市场化改革这一议题，现实市场的混乱固然不能说市场破产了，但我们却可以说，要求所有国家都照搬西方市场模式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共识破产了。

最后，“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学习规律。从人类历史经验看，在争斗中被打败的弱势者往往会采取激进方式来学习乃至模仿优胜者，但他们所学习和模仿的往往都是那些表面的且糟糕的东西。

例如，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不是学习它的人道、宽容、博爱以及创新精神，而是学习和仿效它的扩张、掠夺和征服，不是引入基于宗教传统的精神文明，而是强化基于功利传统的物质文明，以至日本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罗素就说，“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国经济学人往往不是诚心学习西方学者对学术的执着和求真精神，不是努力借鉴西方高校的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而是极力照搬主流刊物中的形式规范，机械模仿展示智力的数理方法，这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弱势者的学习和模仿往往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往往是逆进步的。

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失去自信的人或群体往往机械地模仿优胜者的显性特征，而这些显性特征恰恰体现了优胜者的低层次的而非高层次的特质，往往不能代表它的精髓反而更可能是糟粕。

（2）精髓的东西根本上体现了社会文明以及社会合作的价值取向，这需要具有“克己”私欲或“节制”短视的理性，而主导这种模仿的社会大众往往不具有这种能力。

（3）由于失败者曾被拥有这些显性特性的优胜者所打败，这些显性特性在失败者眼里就潜含了野性的魅力，失败者也希望通过学习和仿效这些特性而有一天不再受欺侮，甚至可以成为优胜者而欺侮他人。

由此观之，在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有为政府的建设中，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这种逆进步的学习规律或现象，必须对事物的糟粕和精华有清楚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