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的政府也就是有为政府，如何又要规定为一个先验的有限政府呢？田国强强调：“政府要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不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过多的作用。” 问题是，什么叫“过多”呢？

要界定这一点，就首先必须搞清楚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失灵的表现，从而确定政府的作用范围。同时，在政府的应有功能确定后，就要保障政府做它该做的事，这种制度安排也有赖于一个有为政府。

所以，加尔布雷思指出，“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政府是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也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在环境破坏和有名无实的规章制度方面，政府都难逃其咎。因此，它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还不得不依赖政府自身的努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1）有为政府与强国富民并没有逻辑矛盾，如西方民族国家兴起之初首先注重的就是富国，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大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重商主义和历史主义思考和政策主张。（2）私权和公权之间也并存在截然对立关系，两者的集中都会危害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从而良善社会需要在私权和公权之间取得平衡。

（3）不同时代对私权和公权的享有和限制存在差异，这与社会权利的拓展程度密切相关，这也是自由主义复杂化发展的基本趋势。（4）有为政府并不意味着公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要形成真正体现人们诉求的公意，这才是民主的真正本质。

当然，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成熟而高效的有为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乱为。即使如此，针对目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况，我们也需要对原因仔细加以辨析：有多少是政府乱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市场固有缺陷造成的失灵问题？有多少是因为特定时空下市场不完善而政府却无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源自政府“乱为”和市场缺陷这两者的恶恶相加？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在建设有为政府时详加探究，有为政府绝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需要锲而不舍的探讨和努力；同时，有为政府也绝不等同于包含了“乱为”的全能型政府，而是非常强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必然有作用边界。

与此相反，流行的有限政府往往也是先验的和绝对的，甚至退化为相对于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另一个极端；显然，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往往更容易也更经常发生，但潜含的问题可能同样的大，因为有限政府的“无为”往往会放任市场的破坏能量。

三、模仿式市场化改革是否有效可行

田国强认为，中国的大改革方向必须明确，这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为了论证这一改革方向的极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田国强分别从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及量化实证分析三大视角切入。

（1）在理论基础上，田国强援用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而强调，“政府不要试图建立面向市场、社会的全面合约，将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不能很好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从而其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极低的”。

（2）在历史实践上，田国强认为，“中国的松绑放权改革就是对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把激励搞对”，“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随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关键一跃……是依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3）在计量分析上，田国强借用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的工作论文证明，“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由此，田国强强调了“坚持还是不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但是，由此来否定有为政府却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我的理解，有为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反而积极推动改革；也从来不否定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大量的政府乱为现象，反而积极推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化。

也就是说，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根本不矛盾，相反，正如林毅夫指出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互补关系，尽管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所理解的有效市场也存在内涵上的差异。

同时，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改革路向上也不存在本质性不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市场化改革？“三化”本身是否应有个界定或限度？根本上，这又源于对现实市场机制缺陷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首先，我们对田国强的上述论证逻辑作一辨析。

（1）田国强以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来否定有为政府，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树错了靶子；因为，它将有为政府等同于以前的统制政府，将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当成了统制政府下的经济计划。

其实，有为政府从来不会寻求占有更不要说独占剩余控制权，也不是要扩建所谓的国有企业；相反，有为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制，或者说构建市场和政府两大机制互补的市场社会主义。

（2）田国强将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三化”改革并以此来主张“三化”改革的维持和继续，但这显然无视市场化改革中已经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无序式，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并最终将难以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态势。因此，有为政府从来未否认过去几十年改革的总体成就，但强调目前也应该到了审视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时候了。

（3）田国强借计量分析而将现实社会问题从市场化改革中排除出去，但这种做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按照同样的计量逻辑，我们也可以将很多现实问题（如农业凋敝、农民困顿、收入拉大、贪污腐败、看病困难、社保解体、环境恶化）归咎于市场化改革问题。

进一步地，针对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路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一种不变的市场？如果市场是可变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审视现实市场是否合理的问题。

其次，我们对田国强的科学研究逻辑作一拷问。田国强在很多场合强调论断的得出应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那么，何为科学的方法呢？现代经济学认为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计量分析，认为计量分析结论以大量数据为基础，从而是客观的，也就是科学的。

但是，实证分析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构：无论从数据资料的选择还是从分析工具的选择都充满了主观性。 基于数据比较的计量分析也是如此，因为不同时空下的其他变量根本是无法得到控制而稳定不变的。

试问：迄今有什么计量文章真正控制住了其他扰动因素？有多少计量文章真正满足了穆勒170年前提出的五大比较逻辑方法：一致方法、差异方法、剩余方法、伴随变化方法和契合差异并用法？

我们回到田国强的研究逻辑：

（1）“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

（2）分析中国改革成就的成因也“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作对比”；

（3）中国改革前后，“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巨大成是因为‘三化’改革”这一结论；

（4）相反，“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就会犯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因而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得不出科学结论。 也就是说，田国强认为只有通过控制实验才能得到因果关系的推断，并由此驳斥林毅夫从中国和苏东转型绩效的对比所获得的结论。

问题是，田国强将中国转型成功归功于“三化”改革就通过控制实验了吗？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以及罗德里克等人都指出，随机控制实验并不适用于全国性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因为不可能将全国的人随机分成有变革和没有变革两组来检验变革的作用。

同时，比较分析本来就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尤其是，如果纵向比较由于变量众多以及变动而无法控制，那么，横向比较也就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