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70年代，对市区重建的抗争换来了什么？

时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市区重建计划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大型开发项目造成了成熟社区割裂、居住隔离和“绅士化”现象。特兰大市区据称在1960年至1970年间因城市改造和高速公路建设减少了六万多人口。

对大规模市区重建计划的最早和最著名的批评，是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当前城市改造所依托的经济运作模式就是一个骗局。该模式并不是像市区重建理论声称的那样，完全依靠公共财政投入，而是还依靠着从大批改造受害者身上压榨出的非自愿投入……城市的系统性剧变带来了社会断裂和不稳定因素，需要大笔的财政投入来应付，与之相比，些许新增税收实在是少得可怜。按规划进行的城市改造，其手段与最终结果一样凄惨”。

谷歌为雅各布斯制作的纪念banner

雅各布斯的观点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反响，也是对美国市区重建计划的当头一棒。到了七十年代，与当时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相同步，许多大城市出现对了大规模市区重建计划的反对。在波士顿，社区活动家阻止了建设中的西南高速公路。在旧金山，市长阿利奥托在社区团体的支持下公开否认市区重建政策，并迫使联邦政府取消了穿过中心的快速路建设。

1970年代后，美国市区重建计划基本停滞。

此后，美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项目已经非常少见，这意味着投入到大城市的内城地区的资本持续减少，再与其他种族、阶层问题叠加，使得许多美国大城市的内城地区持续陷于老旧、破败甚至不安全的状态当中。

美国大规模城市更新饱受诟病的一点是“绅士化”——大量的贫困和居民和非裔、拉美裔居民被迁走的现象。

不过，“绅士化”的反面“内城塌陷”，似乎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是划片维护的，当内城逐渐被这部分人群占据，收上来搞城市维护的税旧越来越少，中产与并非族裔的人群为了安全或者学区原因迁到郊区，只留下交不起税的穷人守着内城。

特朗普提出的“内城重建”的承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取这部分内城居民的选票，也许他已经成功了。

可是，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实施这个承诺，他将遇到如前辈们一样的困境：这些贫困和少数族裔的内城居民，既希望你来改造，又害怕自己因此被赶走，所以没计划时他们嚷着要改，真的旧改计划来临时，又会蜂拥起来游行反抗。

美国城市的内城，自此基本定格。

4.小结

（1）雅各布斯的理论应当怎么看？

从城市规划理论的角度，雅各布斯提出的街道之眼、多样性和步行街区的概念，是对柯布西耶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非常重要的批判和补充。这是她作为一名记者的身份带来的、深入生活的洞察力。

但是，雅各布斯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1960年代，纽约市一项投资十几亿美元的快速路要通过他们的哈德孙社区，雅各布斯带领社区居民雄赳赳气昂昂成功阻止了它。所以她的理论不是全然中立的，而是夹杂着她的抗拆活动的诉求，对内城的任何改造都带有很强的抵触，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掺杂了私货的。

相信她本人也不会愿意看到美国内城后来发生的恶性循环吧：内城房屋和基建逐渐衰败——像她一样的中产迁出选择郊区——内城成为低收入群体聚集地，犯罪率提升——内城越发衰败。

她战胜了“绅士化”，却迎来了“内城塌陷”。

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规划师，也该有自己的看法，既不要做柯布西耶的盲信徒，也不要做雅各布斯的盲信徒。

（2）特朗普的承诺能实现吗？

谁知道呢……

Nobody cares！

（3）中国应该从美国经验中学到什么？

对旧城一味的大拆大建，当然不对。

彻底地停止投入，原貌封存，恐怕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实际的情况，或许也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最优解。

中国的城市更新问题，或许不像美国的严重，但却同样的复杂。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城市周看”，本文内容部分节选自：周显坤. 城市更新区规划制度之研究 [博士论文]. 北京：清华大学，2018）

注：美国“Urban Renewal”的英文直译为“城市更新”，当前国内的“城市更新”一词为广义的所有旧城改造行为，但美国的“Urban Renewal”一词是基于1960年代特定时期特定制度“市区重建法案”（Urban Renewal Program）的狭义的特殊项目类型。为表意明确，本研究采用“市区重建”一词来翻译美国的在市区重建法案下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名词内的“Urban Renew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