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庄，土地生产能力不高，而且极容易受到旱灾的影响，解决的办法是修建引水灌溉工程，但该项工程不是某一个地主或某一个村庄就能办到的，而是要全县的合作和财力支持。但显然，当时的县级政府早已失去了这样的组织能力了（也许从来没有过）。于是，农业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存在下去，只能“望天收”，而一到农闲季节，就有大量的闲置人口无所事事，造成劳动力的浪费。

这是一个“死结”，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致用于耕地的锄头自上古以来形状都没有改变过，历史似乎在这里真的停滞了。正因为如此，实际上地主的财富绝对值并不会比贫雇农高出太多。这一点在张庄更为明显，由于此地中农的比例很大，占全部户数不到三分之一的他们占有全部土地的45%，占5%的地主富农拥有31%的土地。跟全国相比，无疑相对较低。这也解释了土改开始之后，即使贫穷的农民分光了地主的财产，他们仍感觉在经济上没有完全翻身。但是，也正由于农业不发达、农业生产资料缺乏，使得乡里结构的下层极易受到损害，地主稍微的麻木不仁就能构成对贫苦农民财产和生命的威胁。

因此，彻底推翻这个结构、再造基层社会就变得十分必要且紧迫。共产党不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精心策划和发动了这场土改运动。它被命名为“清算运动”，上级共产党最初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先将年轻革命干部们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如下三个问题的讨论将矛头直接指向地主和土地制度：1，到底是谁养活谁？2，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3，应不应该给地主交租子？

有意思的是，开始人们对个别地主的恶行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当讨论触及到背后更深层次的土地制度时，意见开始分歧。“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的，就应该收租。他不租给我们，我们就得饿死”，这种想法非常典型，今天部分人否定土改，依然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然而，通过对土地投入产出的一系列运算，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地租”本身就是极大的剥削，是罪恶的根源，但却带有隐蔽性。而对土地制度的怀疑同时也建立在对劳动的朴素理解上，即“只有劳动的人才有权力吃饭”。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这种思想经这些年轻干部传播到各村各乡，这样，“清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人们通过“诉苦”这种方式控诉地主犯下的恶行。“诉苦”不仅打击了地主，而且同时重塑了“诉苦”主体。某种程度上而言，“诉苦”过程即是主体被询唤出来的过程。人们将没收来的地主财产称之为“斗争果实”，尽管分得了“果实”，受农业总体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富有，但却保障了他们再也不会挨饿，并且让他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多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韩丁高度评价了这一农民获得土地的革命运动，说道：“只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犹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发动民族奴役的抵抗精神，才产生了热情和团结一样。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互相一致的。”

不过，韩丁在此处没有特别强调的是，正如“翻身”也是一种“翻心”，“斗争果实”不仅仅指实际的财产，还应指在“土改”这一政治实践中生成的政治与思想成果。在共产党后来的建国过程中，这一成果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只注意“翻身”，而不在根本上“翻心”，就极容易出现书中讲述的那样新的领导者迅速腐化变质的事实。

最后，当然也不能回避书中直面的暴力问题。“诉苦”这一形式诉诸的是人的情感，而情感具有惊人的不易控制的能量，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在张庄的“诉苦”大会上，好几个地主便被愤怒的人民活活打死。这种直接的暴力也是人们惧怕和不喜欢革命的原因，然而用简单的道德批判来勾销革命就显得太过简单了，那种只看到农民对地主的暴力看不到地主通过或明或暗的剥削导致无数农民的家破人亡更是不足取。韩丁引用马克•吐温、赫伯特•阿普特克以及毛泽东的言论，来说明运用革命暴力的无奈和不可避免。的确，在那个残酷的战争背景下，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不如此做，土改便无法成功实现。而正如韩丁所说，“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不完成这关键的一步，中国的自强是不可想象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如黄仁宇所言，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道德困境。不过，如果纠缠在这一道德困境之中，则可以断言，现在的中国则真的不知要倒退到哪里。可以拿黄仁宇另一本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补充，这个例子说，虽然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不仅未感受到新时代的好处，反而易遭受其动乱的威胁。对此，黄仁宇也不得不赞同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缓和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这不是一本在书斋中酝酿出来的书，它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深入当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档案之上。1948年，时为北方大学教员的韩丁随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不顾条件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与张庄农民共同生活与劳动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采访记录了大量的关于这个村庄的信息。结果形成了重达20多斤的档案材料。由于这批材料在作者回国时被海关扣留等原因，书的完成延至了1966年，在初版序言中，韩丁说：“今天出版这本书，至少还像十八年前我在张庄为本书搜集材料时出版一样及时。”借这句话，我要说的是，无论是1966年、1980年还是在当下，阅读这本书都是“及时”的。这本书给人的启示不仅是获得对土地革命历史客观而深入的理解，还在于对于土地这一涉及到中国基层的问题，获得真正有价值知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从实践中建立起与知识对象的有机联系。而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回应当下对历史的戏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