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某主持人摊上大事儿之后，有学生很认真地问我，你怎么看？我也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不认可如此戏谑地调侃“智取威虎山”，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有些不太妥当。与这个戏谑的态度相比，我更无法认同他所调侃的内容。这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不是先“站队”后说话，而是有了认识再选择立场。当然我知道那个学生问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他是愤愤于央视的“处理”。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当然不能指责这名学生，所以我在说了上面这番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不认可这种“行政”处理。理由是，在现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行政”处理，除了激发更多的情绪和意气之争外，还能有什么作用？是的，公开认错了，但是真的“幡然醒悟”吗？你信吗！（当然这个理由我没有和学生说，跟他说显得有点“说教”。）那么，要真地“说服”他认同我的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详细地谈一谈。当然全面反驳太困难（不是难以反驳，而是反驳起来要说上几天几夜），尤其对其中涉及开国领袖的问题，所以只想对其中所说的“地主招你惹你了”，进行一个“事关正义”的辩论。现在为“黄世仁”抱不平的人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抱不平或者太阴险或者太糊涂，不得不辩。而为了说清说实我的观点，我打算介绍一本叫作《翻身》的书。

《翻身》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1966年写的一本书，正如书名副标题“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所显示的，韩丁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山西省下一个普通村庄——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对“地主到底有没有招惹到我们”这个问题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不回避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暴力、滥用权力、腐败等，但后者并不够成对前者的否定。这一切都使其不仅可信，而且具备相当厚实的思想穿透力，从而赢得了左右两派学者的一致认可，例如曾做过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史学家黄仁宇就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不惜篇幅地讨论和称赞过此书。

韩丁《翻身》

“翻身”无疑是最能说明土地改革的关键词，它不仅仅指打到地主并分他们的房屋、田地与财产，从而改变农民在经济上的受剥削地位，而且指的是“翻心”，是心灵获得解放，摆脱封建伦理与迷信的束缚，追求平等（人与人的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平等等）。同时，它还包含新制度的生成：农民应该读书识字，农民可以通过选举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自己管理好自己。后两者显然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世界的诞生。这是本书书名的由来以及土改的最终意义之所在。韩丁高度认同了农民的“翻身”运动，并为此而欢欣鼓舞，这也是写作这本书的最主要动机。相对而言，黄仁宇把翻身仅仅理解为“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们得以脱离贫困和恶名”、“正义终获声张”，则显得有些简单。

《翻身》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变化的永远是社会的上层（这种变化还说不上是变革，而只能说是一种“更迭”），无法触及到像张庄这样的基层社会。乡绅地主充当着官府与农民的中介，掌控着“乡里空间”的长期稳定。他们爱留长指甲，不事生产，并视劳动为羞耻，却过着体面富足的生活。这一切靠的是对广大农民或明或暗地的多重剥削。地主们的生财门路众多：收租、放高利贷，并垄断了乡村手工业和商业（如酒坊）。此外，他们不仅有公职在身，同时还管理着庙宇、宗族事务和一些迷信组织。他们从中任意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种种巧取豪夺使他们在乡村社会变得既有钱又有势，地位极其稳固。而相反一方的农民，则无比脆弱，一户人家辛苦到头，只够半饱。一有急事、大事（如生病、婚姻），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了后者的手中。赶上荒年，则境况更加悲惨。据作者统计，在荒年，张庄就要损失一半的人口，或饿死或逃荒。之后，来自其他地方的逃荒农民又来此定居，重新耕种这块土地谋生，从而维持了张庄人口的某种动态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近代以后，无论是教会、国民党，还是日本军队，都没有撼动这样的结构，因为他们发现利用地主充当汲取的中介远比消灭他们要好得多。因此，地主又增添了新的身份：教民、国民党员以及汉奸。

毫无疑问，近代随着帝制的奔溃、国家的危亡，农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难。如果说在前近代乡绅阶层或多或少受到儒家伦理的约束，并维护着地方的稳定与和谐，从而还承担着某种“正能量”功能的话，那么近代之后，这一阶层则整体性的劣质化了，滑向了土豪与劣绅。因此，这一士绅主导的基层机构（我在这里把它称之为“乡里结构”）成了窒息农民生机的枷锁。它不仅通过暴力镇压和威胁迫使农民不敢反抗，而且也进行思想统治，用传统与迷信让农民自觉“认命”，使后者陷入苦难的轮回里不能自拔。

然而在韩丁看来，乡里结构的真正核心和症结还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由于乡里结构的保守性，地主们小富即安，目光短浅，他们能想到的生财门路只有剥削和压榨农民，而由于受制于农民本身的贫穷，他们也不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而在获得钱财之后，他们不敢过分挥霍，也不愿将其变成资本，投放到更能生钱的工商业上（如矿业），所以经常的做法是兑换成银元埋藏起来。而农民们只能指望着在土地上辛勤劳动而活下来，最大的梦想是过上自己艳羡的地主式的生活，“有地种、有房住、有衣穿、有白面饺子吃”。他们手无余钱，向地主借钱一般只发生在婚丧嫁娶、疾病等这类急事上，而不会通过借钱来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