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2021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从都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聚焦“多边主义2.0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在论坛开幕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就全球防疫、国际规则制定等话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郑永年教授接受采访现场

·多边主义2.0版

问：奥密克戎引发了新一波的新冠感染潮，欧美多个国家纷纷切断了与几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往来。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这对防控疫情有多大的帮助？

郑永年：欧美这种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是自欺欺人。新冠病毒，不管是哪一种变种，我都把它称为“public bads”——public goods是好的国际公共品，那新冠病毒就是坏的公共品。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互相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上发生事情，你从一个角跑到另一个角，最后还是跑不掉的，自己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除非永远地断裂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大部分非洲国家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好的时候去剥削，出了事情就跑掉，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问：西方国家对于本国的疫情很难做出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但这次对于南部非洲国家的断航却非常快速且决绝。为何会有这种差别？这对非洲来说，是不是一种地域歧视？

郑永年：西方国家内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对有效，因为那时它们的政府比较强大；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美政府实际上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什么政体，统治阶层和精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西方现在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他们自己管理不好社会，对民众没法负责，就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比如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民主的危机明明来自于内部，民主质量的恶化跟中俄没有关系，但它们就推给了中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最终仍难以解决问题，反倒让问题更加恶化。

至于是否是地域歧视，西方一直在说地缘政治是他们提出来的，而所谓的地缘政治，说难听点就是地域歧视——对自己重要的地区，重视点；不重要的地域，发生什么都不管。这点其实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偏见，只不过现在因为政治正确，这种话不能明说，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进行的。

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来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您认为妨碍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郑永年：主要是大国的责任问题。治理“国际公共的恶”（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相关生产要素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小国家是没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只能坐着等死。

近来多个国家出现疫情反弹（资料图/Our World in Data）

但恰恰在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大国又表现得那么自私，除了中国——习主席刚刚又答应，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当下的疫苗生产能力实际上可以满足全世界的人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国过于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影响，小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

问：这么说来，世界各方是不是应该重视中国的参与，而不是遏制与打压？

郑永年：不要希望美国不打压我们，不要幻想西方会对中国友善起来并主动来理解中国；遏制、打压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方本身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逻辑，我们说“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强加给我们”，但它们仍会强加。不要这么希望，当然，别人指手画脚你也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像中非关系好不好，不是欧美说了算，而是中国跟非洲两边说了算的。

当然，不是所有西方人对中国都是恶意的。我们要分清楚，西方对中国恶意的主要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反华反共的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认同中国老百姓的。对于西方善意的批评，我们还是要接受的。

问：目前我们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也正面临非传统挑战。要克服这些困难，各国应如何合作？

郑永年：我觉得这论坛的主题提得很好——“多边主义2.0版”。近几年我们就多边主义问题与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西方的多边主义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的，美国的盟友被我们称为“团团伙伙”。而我们的版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多边的；二是针对事情（issue），像上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等等，是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开放包容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也欢迎美国等任何国家参与。所以，跟美国针对第三方的多边主义1.0版不一样，我们践行的是新型的多边主义。

像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以后类似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进而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完全沿袭美苏冷战时，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传统安全观之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新型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