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尽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发展周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制度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错和互相强化。

经济增长、收入差异、社会分化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同时，无休止的党争、无效政府等既是政治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无代表、不纳税”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简单地说，“无代表、不纳税”是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更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口号比这个口号更响亮，更具有号召力了。

为什么要有政府？政府为什么有权利向老百姓收税？收税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很简单，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尽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一直在变化，但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这种变化和西方民主的演进有关。民主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但普选权的扩展无疑一直被视为是最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地看，西方民主的大部分时间仅仅只是精英民主，也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早期，只有有财产者和纳税者具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所有公民具有选举权。

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970年代才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文版

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府服务范围也随着扩张。这便是民主的逻辑。从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转型到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政府服务必然扩张。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学的变迁方面，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主义、各种福利经济学派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并非抽象，而是对现实的反映。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很显然，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逻辑，而是政治逻辑，是社会改革的结果，而社会改革又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

当经济发展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又催生了其他的经济学，试图消减福利，提高经济效益。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到今天仍然主导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对西方社会过度福利的反应。

“一人一票”制度带来的改变

福利社会是典型的“不纳税、有代表”的制度。不管一个人是否无纳税，但其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个制度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此前，人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倾向于穷人的体制。福利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所向往发展的模式。很多人到了北欧一些国家，似乎就看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共产主义所描述的美好社会。

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物极就会必反吗？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民主，认为国家政权（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马克思是对的，因为那个时代从政的大多是商人和企业主。除了原来的贵族，国（议）会里面尽是资本家。

资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者，或者说是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到资本的需要。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就是对这种客观情况的描述。但是在大众民主社会，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政府的基础已经从资本转移到选票，即民众。

尽管很多政治人物仍然来自资本背景，但政权和资本的关系大大不如从前那么紧密了。当资本和政权脱节的时候，政府的政策不用像从前那样考虑资本的需求了。因此，在精英民主时代，当资本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预算还是节制的；但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今天大多西方社会预算失控主要是过度的社会费用。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观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